赵麟斌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集句自题的座右铭，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与奋斗的目标。“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典故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活用了该诗句“西周建立得于新天命”的原意，以“旧邦”指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新命”喻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在此，笔者借用冯友兰的话语，以“旧邦”喻闽都文化，以“新命”为海西建设。本文力图通过阐发闽都文化之内涵，以为海西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之借鉴。
一、闽都文化的历史渊源
从文献记载来看，“闽”是福建的古老名称。《山海经》中有“闽在海中”的记载，《周礼.夏官》有职方氏掌管“七闽……之人民”，《周礼.秋官》有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这个时期，“闽”是作为周王朝的边陲方国、地域和族群的总称。秦朝设立闽中郡，“闽”作为福建的专称基本固定并沿袭下来。关于“都”字，《左传》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说文解字》言：“都……从邑，者声。”段玉裁引用《周礼》注曰：“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也就是说，“都”的本义是城邑，并不仅仅特指“首都”。
福州之被称为“闽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战国晚期，楚威王消灭了江浙一带的越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其中一支由无诸率领来到闽地，自封闽越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因闽越王无诸在楚汉战争中有功，西汉王朝“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即今天的福州市。受封后的无诸就在今天福州市鼓楼区冶山一带建造都城，号“冶城”，冶城遂为闽越国都。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于冶城设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拓建冶城，时称“子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始用“福州”之名。五代时期，王审知父子在福州建立“闽国”，以福州为国都。宋代，福州因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政治上又成为八闽首府，故被称为“东南一都会”。宋代名宦梁克家在任福州知州期间编纂的《三山志》中载，闽县县治之前立有牌坊称“闽都坊”，作者特加旁注说明：“旧曰闽会。”由此可知福州城在宋时已称作“闽会”、“闽都”，两者可以通用。明代福州府志说福州“七郡辐辏，闽越一都会也”。明王朝灭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当上隆武皇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福州再次成为流亡帝都，也称行在或行都。
由此视之，福州之被称为闽都，不仅是因为它是闽越国、五代王闽政权的国都，也是基于历史上福州作为东南大都会的传统地位，明清时期人们沿袭历史习惯而通称福州为闽都。明万历年间，由福州学者王应山撰著的包含闽东13县的地方志书称《闽都记》。清代，以记述福州地区史事、传说为主体的章回小说书名亦叫《闽都别记》，该书面世迄今也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
福州由于长期居于八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璀璨文化，誉称为“闽都文化”。近年来，学术界对闽都文化的研究日益活跃，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比较认可对“闽都文化”提出界定的《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精神》一文，该文对于“闽都文化”的内涵，做了这样的界说：“闽都文化即是由闽都——福州人创造的文化，它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从地域范围而言，闽都文化根植于福州地区；其二，从文化的主体而言，闽都文化由福州人创造；其三，从时间上而言，闽都文化深受2000多年历史的浸润……综上所述，闽都文化即是由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一带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创造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其分布范围是以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闽东地区。”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多层面去把握。
二、闽都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闽都文化起源于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它是经过长期历史积累而逐渐丰富、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看，闽都文化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远古至秦汉之际为闽都文化的初生萌发期，以闽越文化为代表；汉代中叶后至鸦片战争前为闽都文化的形成期，以闽学为代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期为闽都文化的定型期，以船政文化为代表。
闽都文化的内涵，既要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把握，也要从当前社会横切面的维度来认识。基于这样的考虑，闽都文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闽越文化、闽都学术、船政文化、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商业文化，下面逐一论述。
（一）源头活水的闽越文化
构成闽都文化源头的闽越文化由“先秦闽文化”与于越文化二者融合而成，其中尤以土著的“先秦闽文化”源远流长。笔者曾饶有兴致地在浙江省丽水地区考察了真正的闽江源头地。欧潭生先生曾指出：“闽、越应属不同族种……于越族发源地在浙江杭州湾流域；闽族发源地在福建闽江下游一带……于越族崇奉鸟图腾，而闽族以蛇为图腾。”“福建先秦史不是闽越史，也不是百越史，而应是一部先秦闽族史”。先秦闽族史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壳丘头文化与昙石山文化是其典型的遗存。商末周初时期，闽都地区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其典型的文化遗存是位于闽江南岸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的黄土仑文化遗址。黄土仑文化“代表了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上述考古成果表明，福州地区的史前文化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战国晚期，带领部分越国子族来到闽地的无诸自封为闽越王；后因佐汉有功，被西汉中央政府复立为闽越王，都东冶。闽族与越族的融合，对闽都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一是浓厚的巫术信仰。“昙石山文化与壳丘头文化一脉相承……二者均利用海生贝类制作器物，表明其居民沿水而居，都居于靠讨海为生的贝丘文化”。而越人之长于水性，更是史书所特别注意的。《淮南子》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处溪谷之间，簧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也。”这些记载都表明了越人善于舟行的特点。凡此特性，为闽都文化的海洋文明奠定了基础。而巫术信仰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民间习俗和宗教方面，这留待后文进行探讨。
由上述历史可以看出，闽都文化的形成既有闽族文化的深厚根源，同时又汲取了越文化的新鲜血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浸染。闽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这种百川会海、万壑归流的形式，铸就了闽都文化多样丰富的鲜明特征。
（二）渊博精深的闽都学术
伴随着中原汉人的大举南迁，闽越文化的主体不断地被边缘化、同化、重组，汉代以来在中原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也以其主流、正统的姿态对闽越文化进行全面改造，使得闽越文化的特性日渐消磨，逐步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之中。闽都学术文化的兴盛，开始于唐代的李椅、常衮。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李椅任御史大夫，持节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即福建全境），在福建3年，以兴学重教为第一要务，至有“比屋为儒，俊造如林，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的盛况。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史，进一步推进兴学活动。《新唐书.常衮传》说：“衮至，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训导……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五代闽国时期，大批中原文人儒士为躲避战乱流寓福州，王氏政权又能采取礼贤下士、重教兴文的政策，福州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闽之风声，与上国争列”。进入宋代以后，随着福建经济的迅速发展，福建的教育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繁荣。与北宋理学的先导人“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同时，福建的“海滨四先生”亦肇其风气之先。他们是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他们同为侯官（今福州）人。“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闽海古灵先生（陈襄）于安定盖稍后……其倡道之功，则固安定泰山之亚，较之程张为前茅焉”。宋学的主流是二程理学，二程理学经杨时（将乐人）——罗从彦（沙县人）——李侗（南平人）——朱熹而集大成并开创了闽学。朱熹之后，闽学得到持续的发展，闽都学术文化对此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张宁在《谕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说：“忆昔瓯粤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徐景熹《福州府志》卷24《风俗》亦云：“至宋朱子绍濂洛嫡传，福郡尤多高弟，弟子阐明圣道，弦诵互闻。盖向之习染，悉涤洗无留遗矣。自兹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古所称海滨邹鲁，至今日而益验矣。”自宋以至于元明清，学术名流层出不穷，如宋代的黄幹，明代的曹学佺、叶向高，清代的陈梦雷、陈寿祺等，都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闽都学术一同繁荣的还有闽都的文学与艺术，明代的“闽中诗派”和“同光体”闽派诗人、林纾、冰心等近代文人都在文学史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闽学”，集濂学、洛学、关学等之大成，在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自元代以后，朱子的地位日隆，“闽学”也因当权者的积极推动，很快冲破了地域的局限走向全国并占据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成为元明清三朝思想文化的核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闽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扩展。与此同时，闽都文化的品格也在不断地内化提升。经过历史的长期锤炼，形成了闽都文化精湛的特性和博大的精神。
（三）奔放澎湃的船政文化
另一方面，在中原传统文化的笼罩下，闽都文化中的海洋特性也在不断地发展。从汉朝时期的东冶港，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福州港的航海和造船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以至近代，船政文化更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的国门，中华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为了富国强兵，林则徐编《四洲志》，开学习西方和了解世界风气之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有识之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1866年，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极力倡议下，清政府决定在福建马尾设立造船厂，创办船政学堂。它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是培养近代科技队伍的基地，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文化的最大成就是客观上为中国社会造就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积极促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民族精英。
何绵山举述：“近代侯官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地处一隅，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侯官，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一批杰出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严复、林纾、郭柏苍、刘步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陈衍、方声洞、林觉民、林旭等。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杰出人物门类齐全，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正是这些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崛起于侯官的这些人物，整个近代中国将黯然失色。”这批杰出的人才，几乎都是船政学堂培育出来的精英，他们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思想生机和精神活力。可以说，福建船政文化的精英们引领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他们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先驱。
由此可以看出，与农业文明、大陆文化长期定居的生活形态不同，面对海洋生活的人们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创新性、开拓性与冒险性。他们凌巨浪碧波，远渡重洋，为着生存九死一生。与这种性格相辅相成的是，海洋文明往往表现出另一个精神特性，那就是开放性。他们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乐于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就成了“闽都文化”精神的最经典写照。
（四）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
作为八闽雄都，福州地区教育发达，文化积淀深厚，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前述“闽都学术”、“船政文化”就是其最为璀璨耀眼的明珠。如果我们把这些称为“雅文化”的话，那么，构成闽都人民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俗文化”。这些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构成了闽都人民生活的根基，是他们更为真切的存在，因此也是“闽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