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近现代福州籍文化名人推进现代化为例
游友基
闽都文化以福州为中心，地域范围涵盖“福州十邑”，并向八闽辐射，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山海兼备”，“负陆面海”，兼具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相综合的特征。它继承汲取了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精华，又产生发展了区别于江浙文化、粤地文化乃至闽南文化的海洋文化的独特形态，尤其是近现代，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化思想，鲜明突出地体现了闽都文化的特质，推动了中国、福建及中华文化、闽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
勇于探索敢为人先
闽都文化的构成因素丰富、复杂，中原文化是其主流。士大夫、商贾乃至农工之家视入世致仕为人生进取之阶梯，对其子弟实行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逐渐形成社会浓厚的读书氛围，在其浸染下，一批士子，勤于学习，善于发现，出类拔萃，超越了前人和同时代人。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闽都文化中的海洋文化成分更加浓重，涌现出一大批在众多领域各擅其长的文化名人，他们荟萃于“三坊七巷”，得风气之先，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社科理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领先于全国，其中有“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缩影的船政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沈葆桢、“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不懂外语却能翻译欧西小说的林纾等近代先进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把“勇于探索，敢为人先”发展成为闽都文化的重要特质。
严复（1854~1921年），其敢为天下先，表现在：一、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西方社科名著的人。他严格选择了19世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来进行翻译，代表译著有：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社会通诠》、穆勒《穆勒名学》、孟德斯鸠《法意》、耶方斯《名学浅说》等，被称为“严译名著”。严复翻译的目的，是要借助西方先进思想来改变中国。其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译名著则影响了一个时代，“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等观念形成当时重要的社会思潮。他精通英语，甚至能译出原著的精神、风格。他明确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准则，迄今仍被译界奉为圭臬。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译笔信、达、雅三善具备，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二、其思想博大精深，有相当严密的体系。他以天演论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主张以进化的观点看待自然和社会；其科学思维方法以西方逻辑学为中心，提倡正确运用归纳、演绎法；其科学应用观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强调科学乃富强之本，救国之本。他主张教育救国。倡导德智体三育思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批判“旧学”，提出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严复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乃至文学、翻译学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理论、观念达到近代文化的高峰。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产生指导作用。他是位出色的启蒙思想家。
林纾（1852~1924年），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1898年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1895年，与陈衍等上书反对割让辽南、台、澎，1898年，支持维新变法，对1911年辛亥革命态度犹疑反复，1919年，与文学革命倡导者意见相左，被视为“封建复古派”。曾11次哭谒崇陵（光绪墓）。“译才并世数严林”，对外文，林纾一字不识，靠人口译，自己只作笔译，他“误入”译界，事出偶然，却具备翻译的基本条着深厚的古文根柢。《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出版，从此，一发不可收，共译外国文学作品180余种，被称为“林译小说”。其代表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黑奴吁天录》（斯托夫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司各特）、《块肉余生述》（狄更斯）、《鲁滨孙漂流记》（笛福）、《迦茵小传》（哈葛德）、《拊掌录》（华盛顿.欧文）等。林纾的翻译可说是特定时代的一种特殊翻译模式。林纾翻译的目的，是做“叫旦之鸡”，用西方文学唤醒国人。林译小说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作家），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庐隐、郑振铎等的思想与创作，都吸收了林译小说的丰富营养。林译小说还影响了社会观念的变化，正如严复所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又如胡适所说：“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1897年11月，林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闽中新乐府》刊行，这是近世最早的白话诗集。它鞭挞福州的社会现实，针砭晚清中国的痼疾，真实记录辛亥革命前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对列强侵略，试图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士气”（《国仇》），揭露清廷落后腐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深了国人生活的贫困化，闽中——国中，弊端重重，苦难深重。在文化观念上先觉先行，如反对溺女、虐婢、缠足，批判“买人为奴”的封建压迫，提倡“人无贵贱”的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我闻欧西有奴禁，买人为奴国所摒”（《灶下叹》），要求男女平等，“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兴女学》），要求革除传统“重士轻工商”的封建信条（《谋生难》），抛弃不讲时务、单讲理学的封建信条，揭露封建迷信的荒唐无稽、危害众生，希望学习欧西，讲求科学，“中西文字同切磋”（《兴女学》），“知识先开方有造”（《村先生》），呼唤变法图强，“救时良策在通变”（《破蓝衫》），“一经变法生民康”（《知名士》）。林纾远在海隅福州，却能呼应京沪变法大潮，难能可贵。更能体现“敢为天下先”的是，在诗的形式上，他突破了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后所形成的近代诗格式（在遵守格律的前提下，使用新名词等），而纯用白话，废弃格律，近乎民歌，与新诗只有一步之距。《讽喻新乐府》（1912年11月至1913年9月末发表）讥刺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怪象，它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了袁氏假议会，讽刺国会议员的糜烂生活和议会中的丑陋虚伪，揭露了当时政府、议会和“南北之争”的真实情况，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意义。他的批判未必能鞭辟入里，其见解也难免有所偏颇，但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形式上用白话进行讽刺，上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下接通往新诗之阶梯，其意义不可小觑。长篇小说《剑腥录》塑造有血有肉、正直执著的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以主人公为中心，从重大历史事件、日常生活、人物关系等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其思想性格的丰富性与主导性，形成颇具现代性的结构特色；其议论性插话，景物、心理描写，自传色彩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性。采用文言，史料性突出等则尚未摆脱传统文学影响。《剑腥录》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小说之先河，其探索长篇小说艺术现代性的尝试，亦有益于新文学创作。可以说，林纾是新文学的先驱。
与时俱进保持先进
主张维新变法的严复、林纾面对辛亥革命，便裹足不前了，有人却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例如陈衍，1895年赴京应试，由他起草，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1898年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入武昌张之洞幕府，建议实施金融改革政策，收到实效。1911年，他对辛亥革命表示支持，1915年，“筹安会”策划签名上表袁世凯“劝进”，他也被列名其中，闻讯后，坚决反对，表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曾担任《求是报》主笔。主持并参与翻译西方商业、金融、经济理论。在他身上，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碰撞、交融，闪射出耀眼的火花。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其《晚翠轩诗集》；作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其《与妻书》，都传播了变革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想，都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没有近代化便没有现代化，因为历史是循轨道依此前行的。作为历史人物，其个体可以停滞、倒退，那无碍大局。但作为一种文化整体，如果停滞、倒退，那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而闽都文化既能应运而生，又能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着先进性。这与闽都儿女的共同努力不无关系。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兴起，郑振铎、冰心、庐隐投身其中，成绩显赫。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化巨人，他们像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那样，属百科全书派。郑振铎（1898~1958年），便是这样的人物。他于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第一个新文学社文学研究会，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提倡创作“血和泪的文学”，他写作“为人生”的新诗，散文集《山中杂记》、《蛰居散记》抒写个人情愫，更奏响时代的强音。小说则别具一格。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小说《家庭的故事》与30年代的历史小说《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在作家的思想状态，作品的选材倾斜、内在结构、叙述态度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而在诗的氛围、悲剧色彩、散文笔法、朴实风格等方面又有共同之处。家庭小说还具有文化小说、情绪小说的某些因素，采取了“追忆”的视角。历史小说则具有讽喻性与非讽喻性、典型性与类型性、严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色。郑振铎小说以其独特性增添了现代小说园地的春色，对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建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藏书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学科领域筚路褴褛，辛勤开拓，成为一名成功的拓荒者。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无疑是传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