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美松
中国近代史以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而翻开了新页。鸦片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民族不尽的屈辱，其间有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师失地，败绩连连，民穷财尽，兵连祸结，导致中国历史上数千年之“大变故”。当此国家危亡、民生凋敝之际，一些志士仁人奋起“救亡图存”，探寻救国之路，或为富国强兵而举办洋务，或为唤醒民众而兴学办报，或为改革朝政而倡导变法。其中颇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就是福建船政的创办，由此大开近代中国许多风气之先。
创办福建船政是由近代著名政治家左宗棠率先提出，而由沈葆桢全力实施的。他们都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兼力行精神的政治家。他们又都与林则徐有着特殊关系，受其深刻影响。左宗棠早在1850年1月，受到林则徐接见，二人“湘江夜话”，深入交流，左宗棠从此认识到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的重要性，在闽浙总督任上遂有举办福建船政的倡议；沈葆桢作为林氏外甥、女婿，接受“经世致用”之学，为“闻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员”，他忠心为国，勉力创办船政，引进西方新式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制造船舰，组建新式水师，船政因此成为中国最先建立的近代大工业，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祥地。
船政有幸，因为创办者都是具有爱国热忱和担当精神的政治家和实干家。左宗棠奏请创办福建船政，旨在富国强兵，加强东南海防。他指出：“船政关系海防根底，断不容不慎择其人。”因此他力荐沈葆桢主其事。沈葆桢实心主持船政事业，迅速取得成效。如他在为船政衙门亲撰的楹联中所宣示的：“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沈葆桢深知，福建船政创始之艰难，决心以创新之法造就一代“圣人”。这就是船政创办之初设定的远大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崭新途径。
由上可见，船政在创办伊始就决定了它在全国起着“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他们排除万难，为中国水师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沈葆桢以引进国外新鲜知识和先进技术为途径，培养造就中国新一代创业和治军的优秀人才。福建船政创办的历程也是艰苦卓绝的。沈葆桢深知，他所创办的船政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创始先导的意义，必须一步一步地扎实进行；同时他也认为，作为新创设的机构，首要的是培育人才，所以他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果然，在他的精心领导和规划下，船政实现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培养出大批的杰出人才。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曾讲过：“闽开风气之先”，又说“闽堂是开山之祖”。闽中不仅造船开了全国先河，而且学堂教育也开了全国的先河。沈葆桢具有远大目光与超卓见识，建设近代化大型造船厂，使马尾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和引进西学西术的窗口。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已经可以独立承担起船舰的设计、制造工作，掌握了驾驶技术，并且培养出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正如船政局德国籍副监督德克碑所赞许的：“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这些“好手”遂成为近代中国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创始先驱。
船政创办所具有的开先意义，不仅体现在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者所设定的长远目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中。船政创办者们首先注意到海防的重要性以及东南海防的特别意义。他们放眼长远，力主加强中国海防。“闽之船政也，原为天下海防之计。”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即是从保卫海防角度强调设局造船。沈葆桢也认为“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他注意引进西学、引进外籍教师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保持国家主权和管理的主动权。他们为此强调创办船政的主权问题。沈葆桢反复强调，船政管理必须“权操自我”。他认为：“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反对法国领事官企图“任意把持”。而让洋员、洋匠“遵我约束，供我指挥”。这是在开放形势下，引进技术与人才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也是沈葆桢在新形势下开创新事业所坚持的重要理念。沈葆桢的创新原则具有现实意义，他的主权意识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向人们昭示，在近代乃至现代的对外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必须始终坚持主权原则，才能保证政治的主动性与建设的实效性。在教育领域保持主权，可以让开放的教育为我所用；引进西学为强兵与固防服务，为革新教育与培养新型人才。
引进西学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是福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举措。众所周知，中国以往的传统教育主要在科举教育，旨在培养治国安邦的政治人才。沈葆桢则不同，他着眼于培养精通中西学问，能从事各种实学、实业和整军经武的经济人才。他强调，船政“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因此从培养目标而言，也是开风气之先，前无古人的。船政学堂率先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教材，如地理、天文、物理、化学、数学、测量、绘图等等，同时引进西方教师和某些先进的教育制度，打破千古科举教育先例，开启近代科学教育先河。由于他的弘毅与坚忍，船政学堂得以兴办，并且迅速取得成效。继之而起的有北洋水师学堂、烟台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黄埔水师学堂、湖北水师学堂等，皆效仿船政学堂，或由船政毕业生任学校领导、教员。因此李鸿章称“闽堂是开山之祖”，并将船政办学模式概括为“入堂、上船、出洋”六字，以此造就人才。
船政学堂开设许多新式课程，学生们刻苦攻读，迅速掌握科学知识，运用于船舶的制造，因此，许多新式人才和新兴行业从这里衍生出来。如机械制造、矿山开采、矿产冶炼、枪炮生产、电力应用、电报通信、化学工业、飞机鱼雷制造等等，都从造船工业的母体中分析而出。因此可以说，福建船政的教育与制造驾驶相结合的形式，开拓了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和工业化的道路，开创了现代教育的先声。沈葆桢改革教育制度与方法，不仅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开门”办学，采取派出留学生的办法，到欧美国家去学习、实践，“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以求掌握最新知识和先进的技术。如其所愿，派出的107名留学生，大多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培养出优秀的科学家、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翻译家、政治家与海军将领等等，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在思想理论和建设实践上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再就船政的舰船制造而言，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另一方面努力培养并督促本国学生，勤奋学习，发挥聪明才智，尽快掌握制造船舰的全面技术。船政学堂加大学生学习外文和外国教材的教学力度，让学生尽快掌握造船以及与之相关（如绘图、铸造、安装等）的各种技术技能。学堂实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现代教学方法，让学生一边学习书本知识，掌握技术，一边参加设计、生产制造以及下水试驾试航等活动。如魏瀚、郑清廉、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学生“自出洋艺成回华”，即派充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多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竟至可以制造出与西方同样先进的军舰，成为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沈葆桢认为“成材必亲试之风涛”。船政学堂实习课程安排占学习时间的20%~30%，还设练船学堂，组织学生上船训练。后学堂学生“既习天文、地舆、算法，就船教练，俾试风涛”。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合同时间为5年），船政学生就能全面掌握船舶设计制造技术与驾驶航行技术。船政学生终“能以西法提举船务”，“能兼众长，能胜巨任”。沈葆桢主政的8年中，培养出大批人才，独立自主地主持船舰的设计、制造，共造军舰11艘、商轮4艘；驾船出海训练，进行海岛调查、水文测量等；进而组建船政舰队和船政（福建）水师。闽局轮船水师，是最早成军的轮船水师，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船政水师是按新法造船、新式练兵的水师，是近代中国海军的雏形和先驱，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这样的培养方式与成效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未有先例的。
福建船政造船厂的创办与发展，在中国造船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通过多年建设，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独立建造出各种船舰，由仿制到创制，由木壳船到当时先进的铁胁船与铁甲船。造船厂拥有配套的造船机构、造船设备，功能齐全，设施完善，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最先进的。福建船政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办，经历41年间，尽管路途坎坷，还是先后共建造了各类船舰41艘，这也是其他同类船厂难于比拟的。另外，对于船政造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沈葆桢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力图加强管理，解决经费问题，提高造船的效率和质量。他以高薪聘请英、法教员和技术人员，着有成效者给予重奖，以此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福建船政在造船生产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创造了近代的第一先例。
福建船政在水师组建与近代海军建设方面也开启了全国的先河。大家知道，中国水师的出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在冷兵器时代，因为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基本上都是延续古老的传统。到了近代，古老水师遇上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屡屡吃亏。有鉴于此，沈葆桢不仅在船政创办后倾力于船舰与大炮的制造，而且一再呼吁朝廷支持他购买和自造钢铁舰船，以便装备水师，增强海防力量。同时，他也大力培养船舰驾驶人才，培养船舰上的将帅、技师，训练水手和水兵。结果证明，福建船政在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造就方面，是取得很大成效的，其对近代新式海军的组建和训练也是卓有成效的。闽局轮船水师组建后，即开展巡海活动，结束了历朝木帆船旧式水师近岸巡哨的历史，以新舰巡防海域。他们不但实行闽台巡海月操制度，而且长期开展跨省巡海活动。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由此揭开序幕。历史发展的逻辑，总是与封建统治者们的愿望相反。待到他们也认识到“率由旧章”的统治已经混不下去，也想进行某些补苴罅漏的“改革”的时候，实际上为时已晚，大势已去。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等智者们真诚地希望并竭力“补天”，也为统治者所不容，他们为此而抱恨终天。慧者却从中悟出，封建末世已无药可医，唯有革命一途。那些怀抱“经世致用”大学问的命世之英们，实力推行改革，企望走“富国强兵”之路，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改革教学与崇尚实学、推行实务入手，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其结果，造就的却不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而是专制政治的批判家，甚至是掘墓人。这从船政学堂培养出的杰出人才的经历与作为中可以看出，如严复、陈季同、萨镇冰、黄钟瑛等人。
福建船政设局造船，设堂育才，整师练兵，为近代中国开启一代新风。闽人由此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开通脑筋。此后，闽地逐步由开埠初之“欧风美雨的濡染”，一变而为“西学东渐”的灌输。聪颖勤奋的福建子弟，被塑造为文化精英，成了传播世界当代先进科技、文化、教育的前驱，成为开辟中国现代工业与各种实业的先锋。学贯中西的福建人，从中西文化交融与制度对比中，认识到清王朝专制制度的落后、封闭和固陋，因而发出改革、变法的强烈呼声。他们不仅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而且进而成为呼唤社会变革的先锋。他们不愧为先知先觉的命世之英，在沉睡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发挥了“叫旦之鸡”（严复语）的作用。
船政举办41年，屡经风雨，路途坎坷，发出经暂的声光，并未对中国社会发挥多少“振衰起疲”的作用，相反，却由于它的迅速衰亡，印证末世封建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前景。这是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表征。福建船政的创办，是仁人志士力图挽救清王朝危亡的最后努力，它的衰亡，也是清王朝灭亡的先声。果然，船政停办仅过4年，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号角声中轰然倒塌。而埋葬这一最后王朝的许多忠勇之士，恰恰又是刚刚崛起的新一代福建人。他们正是从船政先辈们中受到教育、得到启示的。
辛亥革命中，许多福建人特别是福州人表现得尤为激烈和突出，就算由于他们痛切感受到清王朝的昏庸腐败与执政者的颟顸无能。闽人所受伤痛与刺激最深，故反清的情绪与决心尤烈。同时这也受赐予闽中最先开通风气，志士们认识世界大势，又多受如福州蒙学堂与其他新式学堂的革命教育与思想濡染，共同树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职志，不惜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幸福，而慷慨赴义，拼死斗争。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志士们的戮力同心、英勇奋斗的结果，也是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必然结局。闽人的作为表明：他们不仅开学习风气之先，开创业风气之先，而且开革命行动之先。
〔作者简介〕卢美松，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