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文化世家间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传递性，以林则徐几个儿子以及三个女婿的后代之间联姻尤为突出。刘齐衔，自幼孤儿，由伯父家镇教养，后被林则徐慧眼识中，娶了林则徐的长女尘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与兄刘齐衢同榜进士，官至河南巡抚。这种联姻有助于各望族相互提携、激励，资源共享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共享，有利于阶层文化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不断地培养出社会的精英人才。这种情况延续到民国时期还时有出现。陈承裘的二女儿陈芷芳由陈宝琛保媒嫁给台湾首富林尔康，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举家迁回福建，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杨桥巷买地建宅，当地人称“台湾林”大厝。林、陈育有一子两女。儿子娶了陈宝琛之女，两女分别嫁给沈葆桢之孙和严复之子。陈、林、沈、严四家均为近代名门望族，为闽台联姻典范。
三、近、现代福州三坊七巷文化世家的盛衰
福州地区自近代以来西学之风日益盛行。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路径主要由沿海向内地辐射。福州三坊七巷的文化世家作为传统精英阶层代表，面对近代中国的巨变，能够适应历史潮流，独树一帜而人才辈出，不少方面甚至领先全国，使得三坊七巷文化世家的繁盛能够延续。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同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的相互融合。福州三坊七巷文化世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丰厚，推崇儒家思想，服膺官方意志。其杰出分子愿意承担振颓起衰的重任，往往成为王朝的辅弼大臣。当古老的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危机时，有着迫切的时代改革使命感。在这一时期，从这里走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忧患意识与开拓进取精神的著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旭、林觉民以及一大批近代海军创始人、福州民族工业创办人。他们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进步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与贡献，即使从全国范围来衡量，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晚清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这么几个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后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校。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封建专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新文化运动否定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特权等级秩序，这又为代表传统精英势力的三坊七巷文化世家埋下了走向衰微的伏笔。五四运动后，从三坊七巷出来的传统文化的文章宿望、近代先进文化开拓者陆续作古或成为垂暮老人。但是，浓厚的人文底蕴依然让三坊七巷文化世家的华丽乐章，在行将结束时留下精彩的绝唱。林觉民用生命谱写的《与妻书》传诵人间。林则徐的长婿刘齐衔的几个孙子，带着留学归来的新知识、新思维，在福州创办了刘氏家族的近代企业——福州电气和电话公司。刘氏家族在近、现代史上出了几个有名人物。刘齐衔之孙、刘学恂长子刘崇佑是教育家、著名律师，在家乡办教育，当福建省谘议局副议长。他还是l936年“七君子案”的辩护律师之一，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救国之举呐喊。刘学恂次子刘崇伟是工商企业家、福州电气公司和电话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接管家族企业的刘崇伦干了一件大事，在“九.一八”事件之前，他得知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内容，托上海印刷局复印多册，秘密散发，为救国救亡运动出力。刘学恂季子刘崇杰是著名外交官，民国时期曾当过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林则徐的儿子林聪彝的三个孙子成为栋梁之才：林炳章是陈宝琛的长婿，曾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闽海关监督等职；林翔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法学博士，历任民国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特别刑事审判所所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林恩溥在民国时期任福建省建设厅长。运动中冰心、庐隐等女将用自己的笔写出了有力的战斗篇章。报界先驱林白水的悲壮之死增添了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页。在民主革命中福州青年运动先驱翁良毓从容就义。1937年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中将代行部长职务指挥了江阴保卫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郭化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儒将，冰心的现代文学成就引人注目。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四、社会转型期的三坊七巷文化世家以及启示
以中国古代农业——宗法社会为基础，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遭遇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工业文明这一异质文化深刻冲击下历经了一场趋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风雷激变的时代，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工业文化的传入和挑战，使原来高度稳定的传统农业文化失去了自身的平衡，处于失稳和解体状态，由此启动了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脚步。由于中国农业社会或乡土社会的基础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转型的步履缓慢。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知识传承机制与学术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化世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殆尽，在新的语境下找到其合理存在的依据。福州文儒坊闽山巷9号的梁鸣谦，是清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曾任鳌蜂书院山长。船政大臣沈葆桢聘请他担任幕僚（负责翻译和文书）。当时船政刚开工，机器来自外国，都是当时中国人没有见过，虽然有机器图纸，翻译也不完全清楚。梁鸣谦不分早晚到各车间，与外国技术人员相处交流，自己动手了解机器结构，做到心中有数。翻译不通的，就以机器功能取名，他是近代中国西方机器定名的先驱者，为中西近代科学技术交流提供了便利。值得一提的是梁鸣谦的后代中出了几个值得福州乃至整个中国为之自豪的梁家人，其中最有名是中国海防导弹之父、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
同样来自三坊七巷的林纾也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嬗变和转型的成功范例。林纾是晚清时期有“传统古文之殿军”之誉的文学家，原籍福州水部门外的莲宅，后来住过苍霞洲，成名后到北京教书，年老后返榕，有人认为住在三坊七巷。林纾多才多艺，不仅能诗善画，而且曾翻译了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数十名作家的小说，其译著多达l80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译界之王”的林纾竟然不懂外文。他翻译外国小说全靠听取别人的口译，然后自己再用文言文将它翻译成汉语。他以自己独特翻译方式奉献给社会文化界的大量西洋小说，滋养了一代文学新人，用典雅的中国古文话语表述形态，开创了中国的西洋文学新风，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100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就。”
文化世家的衰微实际上从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世家的家学传承环境变化了，作为“私人性的家学被挤到边缘位置”。近现代以来，福州文化世家精英辈出，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化在中国逐渐扩展，文化世家所依附的儒家价值、知识就丧失了现实的载体。有人认为：“儒生转化成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后，勉强保留的儒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文化世家承继家学也遇到新的问题。儒学假“国学”之面目出现，与哲学、哲学史甚至与敦煌学混居于一室。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席卷中国，社会转型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普遍地觉得中国社会需要道德伦理的重建，并把目光转向了儒家”。陈寅恪曾经论述中国士族的特征为：“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厚高见重于人。”能够超越具体的功利目的，具有某种贵族式的自由精神，这也是现代文化建设需要的“合理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能够保持对功利的相对超越，拥有“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显得尤为重要。文化世家拥有的优秀传统资源可以成为今天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诸多异化现象的解毒剂。福州三坊七巷的文化世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里程上一道奇特而靓丽的风景，是泰山峰峦中的景致、长江中流的波澜、浩瀚银河的星辰，其精神足以不朽。
2006年开始至今，福州市连续举办了多届评选书香门第、读书明星的活动，社会反响强烈，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当今社会环境土壤还是需要先进文化的雨露滋润。三坊七巷文化世家犹如一座丰富的文化资源宝藏，值得人们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转型期文化、教育的深化改革，深入探析闽都文化在中国现化代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弘扬闽都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作者简介〕唐岱蒙，福州二中高级教师；唐嘉历，福州肺科医院《海西肺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