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年（1797年），郑光策主讲福州鳌峰书院。他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空疏无用之积习，提倡“经邦济世”、“明体达用”之学，以为“凡经世有用之学，必当渐次讲求”。为了培养经世有用的人才，郑光策改变鳌峰书院“率校制艺”的做法，书院不仅开设为应付科举的制艺诗赋，更加强调经世之学，他要求学生“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毋汩时艺”。他“勤于训迪，严惮有法”，在他的教导下，“多士亦知励行读书，士习丕变”。他教导学生，“以立志为主。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于著述，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呜呼！先生之持论如此”。
郑光策以外，对于振兴鳌峰书院经世致用之学的昌明发挥过重要贡献的另一个人是陈寿祺。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闽县（今福州市）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曾任广东、河南乡试考官，授记名御史。弃官归籍后，先后主泉州清源书院10年，主鳌峰书院11年。陈氏博学多才，学术造诣深厚，经学、小学、文辞学等靡不深究，著述颇丰，在清代学坛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陈寿祺是一个以汉学著名的学者，但同样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清史稿》说他居家期间，“倡义学，凡关桑梓利弊，辄冒嫌力陈大府，或撄其怒勿恤”。接掌鳌峰书院后（当在道光二年壬午，即1822年），陈寿祺把培养实学人才作为育人目标，为此，他制定的《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以为学子士人的规范。其中有“广学问”一门，其文曰：
至圣诱人，首先博文；儒者穷经，将以致用。宋胡安定设教苏湖，立经义治事二斋，故湖学人才最盛。近世学者，研经考史，已难其人，进而正谊之功、济时之学益弃，若士苴莫能讲明。不知国家立法取士，小试兼经解、诗赋，乡、会试兼经义、论策，诚欲收罗硕学鸿才，不徒专恃讲章、时艺、经解、策问，尤使学者平日探索典训，辨覆是非，讨论古今，通知时务，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也。本山长自忝尘此席，每月加课经解、史论、策问、诗赋等，亦仰体国家取士之方，施之程课，固非苛求备责，强人以所不能。大比之年，四书艺外，经解、策问尤皆诸生所当究心。每月发题加课，有志向上者，各宜讲求条答，毋得视为具文，畏为难事。
陈寿祺特别标明“儒者穷经，将以致用”，要求学者“讨论古今，通知时务”，特重经史古学。因此，他在课程安排方面，“除课时艺排律外，兼课经解、史论及古文词，以期兴倡实学，搜获异才”。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扭转书院因专科举时艺而荒弃经世有用之学的现象，树立崇尚实学的风气。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他还充分利用鳌峰书院及其私人藏书，分门别类地指导诸生博览群书，在《八则》中，开设“择经籍”一门，“欲其讨论古今，通达时务，以为穷经致用之本”。其中除了按传统开列“经史子集”的书籍外，还专列“经济之书”，其中有《通典》、《郡国利病书》、《农政全书》、《武经纂要》、《筹海图编》、《历代名臣奏议》等等，让学生潜心研读，以期开阔眼界，掌握致用之学，“所以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使学生成为“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的通经致用之才。正如钱仪吉所说，陈寿祺主讲鳌峰书院时，“悉发藏书，使博观而精择之，日稽其课，月考其能，经史文笔因所长而裁成之，不为一格，所以兴实学求异才也”。在他的教诲下，诸生皆“愿为砥砺廉隅、穷经致用之士”。
郑光策、陈寿祺等以身作则，热心当世之务。山长们的这一经世致用思想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弟子。这期间，鳌峰书院培养出了林则徐、梁章钜、李彦章、陈庆镛、张际亮、林昌彝、刘家谋、林寿图等嘉道年间有名的经世之才。其中尤以林则徐最为引人注目。陈寿祺在致梁章钜的一封信中说：“吾乡百年以来，先达具经世济时之略者盖鲜……今独阁下与少穆（案：林则徐字）观察为时而出，冠伦魁，能宏此远谟，是鄙人之所区区厚望耳。”梁章钜曾经任军机章京、江苏巡抚，与林则徐同为嘉道年间出于福建籍的干臣名宦。陈寿祺称道他们的原因是因其具备“经世济时之略”，符合了陈寿祺的“区区厚望”，可见经世致用精神的影响。
三、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实践的近代转型
鳌峰书院教泽遍披闽地，它给福建文化带来了“由是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也”的影响。其经世致用的学风，与近代福建人的开放意识有着很深的关系。虽然鳌峰书院最后没落并消失了，但它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却深深地影响了近代历史的进程特别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首先体现在鳌峰书院所倡导的致用之学为福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根基，厘清了中国人传统思想深处的一些封建障碍。
许维勤先生说：“近代以后，福州人较早接触并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出现了不少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福建的教育体系，也较顺利地实现从旧教育到新式学堂的转换。这种状况，人们多归功于船政文化的影响，殊不知，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磨砺知识界智性在先，使近代先进文化在福建的传播少了许多观念性的障碍，是个重要的基础。”这个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近代以来，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福州，吸收了西学的影响，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但是，在这期间，鳌峰书院所一贯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正切合了西学东渐中提倡实学的主张。这种思想对福州人民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恰好是福州敢于开风气之先的一种文化意蕴。
其次，鳌峰书院对于福州近代化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明之士，为马尾船政的辉煌积蓄了力量。如前所述，林则徐就是鳌峰书院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他“睁眼看世界”准备了深厚的根基。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最早从天朝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主持禁烟期间，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报纸，“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其新闻纸，以便及时了解“夷情”。又主持编译的《华事夷言》、《四洲志》介绍外国的情况，使人们开始逐渐了解了外部世界的情况。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英国之所以胜利在于他们“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魏源继承了林则徐“师夷制夷”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详细地阐发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展开、马尾船政学堂的创办，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尾船政学堂之所以能结出累累硕果并影响近代中国历史，与鳌峰书院在闽人精神深处形成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有着较大关系的。
如果说，鳌峰书院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尚不脱中国传统文化通经致用的思维模式，那船政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则开始了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重义轻利”、“严夷夏之大防”的价值观念，在清末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出现逆转。左宗棠在船政学堂创办之初强调：“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尽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须开艺局，选少年颖司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这表明，船政学堂办学之根本不在于造船，而在于学习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和航海技术，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军事和技术人才。用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话说，就是：“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关注学生知识和能力发展，强调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成为船政学堂办学的指导思想。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马尾船政不仅聘请了外国的技术人员和教师，并且多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不用说，马尾船政的这些实践已经完全越出了传统经世致用的精神而向着近代化大踏步迈进了。
综上所述，鳌峰书院经世致用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勇气，更具深远意义的，还在于它在众多学子特别是闽人的思想深处播下了讲求“实用”的精神，为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根基。
〔作者简介〕卢翠琬，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肖满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