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省苏维埃的历史使命就要结束了。当夏曦亲自指挥的红七师留守部队终于寡不敌众，被迫撤向江陵之后，瞿家湾这个闻名一时的“红色省府”最后失守了。
占领这个“省府”的国民党部队是从皖西调来的一个旅。旅长姓潘，他的部队是民团改编的杂牌军，以前在皖西和红军打过仗，有的士兵还做过俘虏，对红军的印象不坏。
潘旅属下有一营长，叫徐哲君，四十余岁，是一个行伍出身，皖西寿县人。且说徐营长占领瞿家湾后，奉命下湖搜索。这一日。一船士兵在湖水中发现一片被船踏过的菱草，即顺踪迹搜索，前面发现了几只隐藏的小划子，士兵们包抄上去，将那藏在划子附近菱草丛中的人都捉住，扯上了船。其中一个胡子很长的老人，便是谢觉哉。原来，谢觉哉本在撤退之前已上了保卫局要逮捕的改组派名单，只因敌人来得快而尚未捕他。此时，他随同省府机关的人员没来得及与留守的部队转移。十几名同志乘了几只划子就隐藏在这湖水中，原指望躲过敌人湖中围剿，谁知还是被暴露活捉了。当下，这十多人被押住左家院子。徐营长让俘虏们集合后就发话道：“你们不要怕，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里有些人材，只是你们走错了路，救你一个是一个，算救一个中国的人材！不要怕！”
谢觉哉和被捉的其他人一起，对这营长的话半信半疑。谁知，那营长说到做到，当场就放了十余人，只有谢觉哉和另一位年纪大的董志没有放。为什么能释放这些人？原来，按上司的命令，各路围剿部队有直接处理或释放“共产党”一权，只有首要才须解送。谢觉哉和董志两人年纪偏大，被疑为首要，故暂未释放。
俩人被关押了数日，一天，徐营长突然对谢觉哉说：“从现在起你俩自由了，一个分到团部，一个在营当书记。”谢觉哉大吃一惊，疑是故意使手段，便说：“营长，我在苏维埃中工作，营长以共产党杀我，我绝不叫冤，现蒙营长不杀之恩，但我要声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对共产党人，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那也值不得给营长挽救。我年纪大了，军队工作未搞过，我很想仍过教育生活。”谁知这一席话，竟大大地引起了徐营长的敬意，他说：“你不愿就职就不就职，我们做好朋友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谢觉哉亦被这位营长的义气感动了。当下俩人说好，等谢觉哉给上海写信汇来了路费，就送他走。
过了一日，上海方面果然来信，说工作联系好了，并汇来路费让他整理，这位营长竟还送了他十元路费，且派了几个同乡送他出境：“胡子是共产党，怕有共产党人现在当了反共义勇队的认识他。”谢觉哉觉得这营长如此义气。遂感慨地说：“都说国民党抓了共产党就要杀头，谁知你是例外。”徐营长说：“国民党里反共的人是不少。同情共产党的也有。”谢觉哉又问：“你对红军的印象如何？”那营长又道：“红军里高明的很高明，不高明的也不太高明。比如你们自相残杀，听说杀了那么多的改组派。这洪湖里到处都是浮起的死尸，这可不是高明啊！”
徐营长的话，使谢觉哉感叹不已。在徐营的一个多月，他没想到会碰上这佯一位讲义气的朋友。过了几日，谢觉哉与那营长去主动告别，就乘船到了上海。十多年之后，谢觉哉想到在洪湖革命时被捕大难不死，而许多的战友却在肃反中惨死了，仍然感慨万千。他曾提笔在笔记本上作了这样一首诗：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在离瞿家湾失守的一个多月后，夏曦率领的红七师经过左冲右突，终于突破敌人围剿，和红三军八、九师主力在大洪山汇合了。三军部队此时总计仍有一万余人。但损失巨大，人员伤亡多，部队也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到处都无法立足。眼看敌兵紧随在后，穷追不舍，红三军向何处突围，已成了众人关注的大事。
十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夏曦带着部队来到枣阳县的无店，在此紧急召开了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会上，夏曦作总结说：“这次洪湖根据地的丧失，三军没能打破敌人的四次围剿，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内部反革命破坏的结果。肃反开展不彻底，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大的教训。中央八月来信，就说我们肃反抓得不够。今后我们还要和内部的反革命改组派斗争，把这些人彻底清除出来，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这一次各根据地的丧失，也主要的是由于那里苏维埃政权被改组派所掌握，敌人一到，就被冲垮了。我们过去几个月清洗了一部分，但还很不够。整个肃反运动，可以说还只拉开了一个序幕。今后，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把肃反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坚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无不胜。”
夏曦的这一番讲话，使参加会议的同志心里都很惶恐。肃反杀了那么多人，还说才拉开序幕，不知今后还将怎样肃反下去哩！大家心里都很担忧，但又谁都不敢提出质疑。那意见提得不好，就等于惹火烧身，这教训在过去被株连的同志中已是够深刻的了。所以，夏曦讲完后，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吱声。夏曦这时见会议开得很沉闷，他又转了话题说：“目前，三军在湘鄂西已难立足，我们原准备向鄂豫皖或鄂豫边方向发展的计划，如今都难实现了。现在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对于行军路线问题，众人都很关注。三军军长贺龙这时就发言说：“三军这次损失很大，根据地也已丧失，从各方面情报来看，敌人在我们前后左右都有兵围剿。为了冲破包围，保存三军的实力，我建议我们必须考虑新的发展方案。我的意见是，现在部队不宜再分兵，而要集中起来，打回湘鄂边去。现在，从长江过去已不可能，那里有敌人重兵堵截。我们可以来次西征，绕道豫西南和川东，再打到湘鄂边。这一路去都是高山，便于我们部队行动。敌人的防守也薄弱一些。”
贺龙讲完之后，段德昌、叶光吉等几位师长也纷纷发言，表示同意贺军长的行动方案，夏曦最后表态说：“大家都同意这个行动方案，那么就这样定吧！”
会议开完之后，各部队就迅速作了传达。第二天拂晓，红三军按照新的行军路线，向着鄂豫边境的大山开始挺进了。前面，等待着红军的是干山万水跋涉，是更残酷的内部肃反斗争和更频繁的反围剿战斗……后记天寒地冻。阴风嗖嗖。蜷靠在瞿家湾一旅店的被窝里，听当地一老人谈起60多年前洪湖大肃反的种种闻所未闻的情节，令人直觉毛骨悚然、扼腕叹息……作为一个《中国老区报》记者，我曾到达全国许多革命老区，也闻听过许多有关当年左倾路线贯彻时期，党内肃反错杀革命者的事例。但是肃反如洪湖地区那么牵涉面广，那么激烈残酷，却实在还未有过。
就在4年多前冬天的那一晚听老人讲述之后，我萌生了要把这一历史写本长篇小说的想法。作为历史的教训，既然那时的肃反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湘鄂西革命斗争简史》等许多公开出版物也都对肃反问题作了公正的记述，我想，用小说的形式，用部分真实的人物作原形而又用艺术的手法去加工描述，去反映这一段真实的史实，也是应该可行的。而且许多当年深受肃反之害，至今还健在的革命老人，也都支持和期望我去创作，他们都说肃反的历史应该去写。血的教训要让后人记住，永远不要忘记。省作协的有关领导也多次鼓励我把这本小说写好。作协内部刊物亦将我的写作计划给予了披露。我于是便全力以赴，先是广泛搜集阅读资料，又自费几千元实地考察了洪湖周围10多个老区县。然后才拿起笔来，通过近四年的业余笔耕，数易其稿才正式定稿。现在，我因繁忙的杂务，已没有多少时间来从事创作了，但写这本小说，我还是费了不少精力。书稿在写作前，瞿家湾镇文管所、洪湖市史志办、天门县党史办、黔江县党史办、桑植县档案馆以及《中国老区报》记者杨士立等都曾给我提供过大量资料，出版社的编辑亦给了我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