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二战期间，随全家流落到瑞士。1947年他移居英国，并在1949年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以后，开始正式进军伦敦金融证券界。1956年，在美国通过建立和管理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1971年，与另一投资奇才詹姆斯·罗杰斯合伙成立了“量子基金”，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他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等。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和巴菲特、林奇一样，不相信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他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真正有用的还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索罗斯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崩溃，东西德统一以后，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需齐头并进才可以实现。但是德国的统一使其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欧洲邻国，因而其他欧洲国家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当时英国的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利率已经很高了，而用提高英镑利率的办法来支撑英镑的币值，可能会严重损害英国的经济，对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于是英国要求德国降低德国马克的利率，以减轻国际汇价对英镑的压力。但是德国统一以后，为了重建东德，造成了经济过热、开支过高的现象，德国政府不得不以维持高达10%的高利率政策来降温。因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1992年8月，正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索罗斯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抛空英镑，购入马克，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至联系汇率的下限。当索罗斯听到英格兰银行将动用120亿美元去买进英镑时，他豪气冲天地说：“我正准备拋空这个数量。”至此，发动了历史上第一个投机资金挑战欧洲货币汇率的战役。在市场巨大的抛压下，9月16日英格兰银行被迫宣布两次提高利率。如此一来，反而导致英镑再次下跌，最后只有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英镑汇率由1英镑∶2.1美元下跌到1.7美元，“量子基金”获利20多亿美元，索罗斯个人收入达6.5亿美元，在1992年的华尔街十大收入排行榜名列榜首，创历史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索罗斯的成功还来自他对成功的强烈欲望，这也是他与合伙人詹姆斯·罗杰斯分手的原因之一。索罗斯的过百亿“量子基金”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增长率，他主张尽量追求最大的回报，正如他说：“重要的不是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在你错误的时候，你损失了多少钱。当你对一项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你要尽可能多地获取！”曾经作为索罗斯“接班人”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表示他们从索罗斯那里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有风使尽帆”，在开始的时候投入少量的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显时，再慢慢加大筹码。
驰骋金融界的索罗斯对金融业及其游戏规则有着自己的理论。在索罗斯看来，市场并非总是对的。索罗斯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智慧做出了否定。索罗斯说：“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市场总是对的’，我的立场刚好相反。我假定市场往往都是错的，即使我的假设确定有误，我也会利用这些假设作为所谓作业假设。”
很显然，“市场总是对的”这一命题要求投资者必须顺从市场的变化，但是这样的顺从常常是十分盲目的，投资者在顺从时会迷失方向。一个能动的投资者（索罗斯倡导的真正意义或高效能的投资人）是不满足于这样的顺从的，并且认为盲目顺从市场的指导思想——“市场总是对的”的命题是错误的。索罗斯如此论证该命题的错误性：
当潮流或趋势出现时，追随者总希望潮流如愿进行并为之做出积极努力。但是潮流不是一成不变的，潮流会逆转，会改变方向，追随者先是一窝蜂地追随潮流，助长潮流的发展，然后是一味追随形成的定式并力求维持这种定式，追随主体变成偏见主体，最后被转变了方向的潮流所害。索罗斯假设“市场往往都是错的”的命题说明，市场存在着与偏见主体的意愿目的不一致的固有矛盾，主体以偏见即知性、完整性参与市场，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也就是索罗斯潮流理论所指“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道理。
一个纯粹的潮流追随者很难逾越“始于自助，终于自败”的规律，除非他懂得自省，懂得市场并非总是对的，懂得何时追随潮流，何时不追随。在索罗斯看来，缺乏必要的自省功夫，会阻碍你理解市场往往是错误的这一命题的真谛，更无助于保障投资收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索罗斯的投资理念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省观念上的。他的自省以反华尔街传统智慧为主要内容，基于两点：一是不要盲目追随潮流，潮流是会逆转的；二是作为潮流追随者，自己会犯错误，走向潮流的反面。现实或市场的错误源于主体思想的错误，而逾越两者的错误靠的是自省，可见自省的重要。也正是基于此，索罗斯时刻强调投资者要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许多投资者以为每天紧盯电脑行情报价机，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看到的市场分析、评论文章，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到钱，或者每周在办公室中待80个小时以上，但是投入大量时间和赢利是不成比例的，大部分人都是以亏损告终。索罗斯作为华尔街著名的投资大师，有他独特的工作方式，他每周工作不会超过30个小时，更多的时间里，别人看到的都是他在休假或者是在娱乐。但他自己却说：“那其实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有远离市场，才能更加清晰的看透市场，那些每天都守在市场中的人，最终会被市场中出现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所左右，最终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被市场给愚弄了。”这充分说明了索罗斯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投资大师。
1987年，他出过一本《金融炼金术》，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曾有人将它比喻为催眠药。他创造了一种“反射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他最大的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物发生并做好准备应对它。他认为每个人都会因一些先入之见而妨碍他们正确认识现实，但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并不总是反映现实的。股票的价值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现实与对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于错误地估计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同时过于感情用事，索罗斯犯了投资大忌，他没有选择在1998年去进一步攻击最弱的日本市场，而是选择了中国香港市场。在中国香港政府动用了200多亿美元的干预下，这场世纪豪赌激战异常惨烈，比之1992年的英镑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使索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挫折，惨遭“滑铁卢”之败，“量子基金”也面临信任危机。
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因行善而获得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因特网上这样描述：“挑起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无数人陷入经济困境的72岁大炒家索罗斯，因为行善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奖者。得奖原因是他捐出巨款，给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在战后重建生活，并成立量子基金支持慈善活动。”
亚洲人对商人的情感可以说是“恨爱交加”。因恨，所以有“奸商”之谓；因爱，所以有“儒商”之盼。高尚的道德和肮脏的金钱，对于满脑子都是“东方价值观”的人来说，总是有那么一丝缝隙怎么也弥合不了。
这种“恨爱交加”自然来自于人们对道德的无限扩大，或者说，人们把伦理层面的道德和商业领域的道德给弄混了，虽然都希望这二者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也的确有完美融合的人和事，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为商的道德准则毕竟是不一样的。就拿索罗斯个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金融大鳄”的评语就可以“盖棺论定”。索罗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世界一些地区，我因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则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索罗斯目前在许多地方都有捐款，他曾表示，在80岁前，会将所有财富全数捐出。
犹太哲言
投资者务必要反省自己囿于成见所形成的对市场的认识，并勇于否定流行的观念及传统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本质，才能获得充分的投资收益；真理与成功总是属于独创者的，真理与成功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