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宋百兴，1948年3月12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起正式从事编辑工作，曾任《文明大观》杂志主编，编审职称，退休前工作于福建人民出版社。著有《鉴湖情书》《打杂人语》《老宋炒古》《天下乱弹》《老宋杂文》（上下卷）《老宋杂文续编》（上下卷）《难易居札记》（上下卷），学术专著《杂文学概论》《鲁迅根脉》（上下卷）等14种。
“十谢”不宜张扬
我是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获悉《十谢共产党》的。以前总有人责怪老百姓“吃肉骂娘”，这下却是“吃肉谢党”了，中央某大报还为此刊出了《十谢共产党走红折射了什么》的文章。其实，“十谢”云云，“谢”就“谢”了，张扬却是不宜的。
“吃肉”是得到了“实惠”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这种“实惠”，包括衣食住行的改善，包括生老病死的依靠，也包括子女的就学与读书。于是想到海峡彼岸的百姓，他们是否依旧“穿的蓑草衣”、依旧“住的茅草屋”、依旧“走的羊肠道”、依旧“照的桐油灯”，倘若他们居然也在“吃肉”，而且吃的“肉”既不比海峡此岸的百姓少，也不比海峡此岸的百姓差，那么，他们是否也唱“十谢”？倘若从世界范围去看，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低的，尤其是农民，不少国家公民的福利与生活之水准，都比我们高得多，他们是否也有“十谢”？
在“十谢”歌中，多有“以前”与“现在”的对比，用来说明老百姓的“吃肉”并作为“谢”的原由。只是这种“以前”与“现在”之间的界线不像新中国建立之初那么分明：“以前”指的是“解放前”，“现在”说的是“解放后”，所谓“新旧社会两重天”，所谓“人民翻身做主人”，可以说得通。“十谢”毕竟是在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之后，歌词之中的“以前”便可有多种解释。例如：“以前忍饥又挨饿”的“以前”，不也可以理解为那三年的“困难时期”？“以前有病无钱医”与“以前种粮要上税”的“以前”，不也可以理解为不久之前？“以前”与“现在”执政的是同一个政党，吃不到“肉”之时不许“骂娘”，吃到了“肉”之后就该“谢党”吗？
仅就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言，似也无须“谢党”。按照“吃肉骂娘”之说，党与政府是老百姓的“爹娘”；按照有关领导人的表白，“党与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儿子。不管谁是谁的“爹娘”，不管谁是谁的“儿子”，反正都是一家之人，本来是无须客套多礼的，一“谢”就见外了，哪能还要“十谢”？前些年，鉴于某些理论家对“吃肉骂娘”的指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吃肉’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意味着一种生存权；‘骂娘’是政治生活层面上的，意味着一种发言权，‘吃肉骂娘’现象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至今，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在人权方面的进步，与难得‘吃肉’又忌讳‘骂娘’的那个岁月相比，这种进步尤为明显。”老百姓能够“吃肉”，归根到底，靠的是他们自己。党和政府为改善民生做了好事，乃是职责之所在。若将受人指责的“吃肉骂娘”与受人赞赏“吃肉谢党”相比，前者多了一种公民意识与主人翁的气派，后者多了一种臣民气息与奴性。对于党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听“谢”比听“骂”舒适，听“骂”比听“谢”有益。听“骂”，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听“谢”，很容易助长党政领导的官气、骄气与奢气。
某大报的文章说，“十谢”歌出自肺腑，因为“原创与表演者都是这个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我以为，与其说是出自肺腑，倒不如说是出自惯性。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所谓“十谢”，很可能就是这条轨迹的延伸。中国的老百姓是惯于叩头谢恩的，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逢年过节，总要“皇恩浩荡”一番，“十谢”之中，或许还有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奴性。然而，既然“‘三农’问题如此文所说还是‘天大的问题’”，既然农民兄弟还是弱势群体，那么，“十骂”的大概也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只能深入基层去听取各种“骂”声，殚精竭虑地去解决那些实际问题。如果像这篇文章的作者那样，一听“十谢”，就以为是“从肺腑间涌出”的在“大家心中埋藏已久的感恩之情”，于是沾沾自喜，那就未免太肤浅也太小家子气了。
亏得“十谢”并未如某大报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已经“走红”，倘若大江南北真的都唱响了“十谢”，还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谏×长书
孙贵颂先生《养活一个局长得花多少钱？》（原载《中国经济时报》）一文中所说的局长，是一个小地方的局长，大概是科局级的，并非厅局级或司局级。孙先生也说了，这局长“不贪不占，不赌不嫖”，还算“清正廉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局长，一年的花费算下来，大概要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之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不仅是这种科局级的局长，读为×长或许更为确切。那种“花费”的“款子”以及与此相关的气派，也会因为×长的权力与地位之间的不同而有伸缩。此文让我联想到《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富贵而不知养生之道，就会酿成祸患。对照着看，不禁为我们的×长担忧。
《吕氏春秋》所说的“祸患”大致有三，联系×长的实际，分述如下。
一曰“招蹶之机”，这是说坐车的。“出则以车，入则以辇”，两只脚都用不着了，久而久之便形同虚设，失去走路的功能，这车与辇也就成了制造脚病的机具。孙先生说：“局长的专车是三十万的‘奥迪’，每天车接车送地上下班”。这“奥迪”当然比两千余年前的“车辇”舒适气派得多。越是舒适气派，便越舍不得弃车走路，得“脚病”的概率也就越高。
二曰“烂肠之物”，这是说吃喝的。“肥肉厚酒，务以自强”，以为出席丰盛的酒宴，便是“进补”的时机，殊不知酒肉糟蹋的正是肠胃。×长招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肥肉”是没人吃了，山珍海味，说得出来的，真还都能办到。“厚酒”也老土，“国酒喝五粮液，洋酒喝XO”才是时尚。唯有“烂肠”之功能，并未因时而变。消化系统的许多恶病，往往与此有关。
三曰“伐性之斧”，这是说纵欲的。“郑卫之音”为“声”，“糜曼皓齿”为“色”，这“声色”二字能像斧头一样伐人之性，使人醉生梦死，乐极生悲。×长有没有这种嗜好不得而知，也不可一概而论，“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的那种“带套间的办公室”，却难免引人生疑。“套间”可以“套”出许多花样来的。“环境好了”，不是“工作起来更舒适”，而是“‘浪漫’起来更方便”，容易招致“伐性之斧”。
还有一些“×长的实际”，难与《吕氏春秋》所说的“祸患”相对照，例如，每月几千元的高档香烟费，每月几千元的多种通讯费——香烟含有尼古丁，手机的辐射也不可小觑，“公款”与“高档”却容易使人失去节制。
孙先生的文章是为老百姓考虑的，那每年“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之间”的款子，毕竟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我却纯粹是为×长着想而直言相谏。
我想进言×长：为了您和您的家人，请尽量多用两只脚而少用四个轮子，尽量“在家吃饭”（这好像已被视为健康的秘诀）而少去设宴赴宴，尽量使用简朴透明的办公室而少用那种“带套间”的。这“尽量少用”的东西，更不可去追求去攀比豪华与时尚。因为“公款”与“高档”而容易失去节制的那些《吕氏春秋》中找不到的玩艺，也以“尽量少用”为宜。
我是留有余地的，说的是“尽量少用”。倘若×长说，如今普遍如此，这也“尽量少用”，那也“尽量少用”，岂不成为官场另类，以后怎么混得下去？那么，我还想进言×长，《吕氏春秋》中有一句话：“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也就是说，古时还有看重养生而“不肯贵富”的。×长是否可以一试？
倘若×长摆出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架势说，这是什么什么的需要，因而，既难以“尽量少用”，更无法“不肯贵富”，那我就无话可说，无言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