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山东烟台市人，现任潍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在全国近30多个省市150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等1500余篇。有一百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杂文选刊》等转载，有几十篇作品入选各类文集。现为山东省杂文学会理事、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杂文、随笔集《飞鸿印雪》和《闲写青山》。
官场五分类
前辈著名诗人流沙河曾有名作《诗界五品制》，我不懂诗，但却在官场叨陪末座几十年，受此启发，觉得官场也可以五分一下。流沙河先生将诗界划为五品，用的是纵向阶梯法，从高排到低，而我将官场划为五类，则是横向平面式，叫做“排名不分先后”吧。
一类是运气官。此类官员，要说本事能力，可能稀松平常，然而却有官运。我有一个朋友，20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县要提拔一位卫生局长，要求人选的第一条件必须是大专毕业，那个朋友是学纺织的，而且是大本，于是就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局长；又过了几年，省里派干部支援边疆建设，要求任正科满5年，去了以后就提拔个副处级，他又够了条件，于是就被派往西部，喝了几年黄河水，过了几年苦日子，回来后，就成了副县长。
二类是行贿官。此类官员，可能也有本事，可能也有文凭，在官场上腾挪驰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了爬得更快更高，做大做强，于是在正常步骤之外，再施以下三滥手段，以钱铺途来提速前途。这次举例不能用朋友了，举遥远的黑龙江吧。韩桂芝担任黑龙江省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时，省委常委会议几次研究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的任命，她都动用了否决权，说“马德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有行贿受贿之嫌”。1998年夏天，韩桂芝因公负伤到上海治病，马德抓住这一天赐良机，飞奔到上海，呈上80万元人民币。然后呢，韩桂芝出院了，马德提拔了。
三类是背景官。古代曾有世袭制，如今阴魂不散，衍生出“官二代”“官三代”。官家出官，官出官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非但如此，许多人的提拔重用，如果顺藤摸瓜的话，都会发现有后台鼎力相助。就像跳马一样，底下有一个踏板；就像风筝一样，别看天上飞得姹紫嫣红，斑斓夺目，下面最为起作用的是那个牵线的人。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伟大的女人，得到提拔的官员背后说不定也有点石成金的人物。有位去世的省委组织部长的孩子写回忆录，说他爸爸怎样地秉公办事，没有依靠手中的权力提拔他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他想那样做，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大实话。我对这位组织部长表示敬佩。但别的人呢？就难说了。
四类是站队官。有的人很会见风使舵，看谁说了算，就千方百计地往上贴，往跟前靠，有的问寒问暖，有的牵马拽镫，更猛的，甚至赔上老婆，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热被窝，以求仕途通达。但这个办法得有极强的判断能力，一步不慎满盘皆输是常有的事。比如你跟定了书记，当然好，书记是“一把手”呀，说了算。可是有的书记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进步了，高升了。而接书记班的正是你曾经若即若离的市长，这时候，恐怕你的肠子都要悔青了。
五类是水平官。这类人，全凭真本事吃饭，仗剑走天涯，独步官场路。不靠天，不靠地，不靠老子和兄弟，自己的事业自己闯，相信组织相信党，只要努力了，奋斗了，干出成绩了，组织上不会充耳不闻视若无睹。事实上，官场中，确有这样一部分水平很高、能力很强、德行很好的干部，我从心里往外佩服。提拔重用他们，天经地义，众望所归。不提拔不足以慰民心。
我也知道，这个分类，相当不准确，因为类型之间难免交叉。“两个泥菩萨，砸了用泥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运气好的还想再好，送送礼靠靠人说不定就能由乘直升飞机改坐火箭；有背景的也不一定不行贿。安徽亳州市那个“检阅书记”李兴民，不是对他的亲戚说过吗：“咱们亲戚归亲戚，可是我提拔了你你也得有所表示才行啊！”你有水平不假，但水平也得有人说你行你才行啊。总之，要趟好官场这湾水，得灵活机动，多管齐下，该一箭双雕时就一箭双雕，该一石三鸟时就不能一石二鸟，谁不想多一点“权为民所用”的机会啊！
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应由公民选举产生。公民叫你干你才能干，公民想不叫你干就罢免你，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场常态。然而可惜我混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昨天来到这个城市，今天就成了代市长，这个人肯定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
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员真正由公民投票说了算，我这篇东西就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了。
历史不是太正经
中国的历史，历来有“正史”和“野史”之分。我猜度，所谓正史，是说所记载的人和事真实确切；所谓野史，当然就不那么可靠和可信。前者最权威的莫过于廿五史，后者诸如《乾隆下江南》《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不可胜数。
这样的分类，肯定有些道理。一般而论，正史是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史官所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自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野史则演义、戏说甚至胡扯淡的成分居多，如现今的电视连续剧。但仔细阅读和认真推敲之后，我们也会发现，正史中的虚构成分、编造情节其实也是所在多有。比如刘邦醉酒斩白蛇，项羽是重瞳子，都是胡编乱造。史官们将此类事情记录在案，无非是说当事人或是真命天子，或是吉人天相。反观野史，因为没有忌讳，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便十分注重“耳朵效应”“视觉效应”，听着风就是雨，怎么古怪怎么说，怎么离奇怎么写，目的只是为了使受众感到好奇和快活。比如“游龙戏凤”，老百姓一听，原来贵为天子的爱好与咱们都差不离呀！私下里对皇帝老儿也不是那么敬重和畏惧了，且又十分向往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性”福生活，于是也就容易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这对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近在看一本叫《老中国之死》的书，是描写旧中国即封建社会灭亡的故事。作者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张建伟先生。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纠正了一些正史中早已铁板钉钉的事实，有些内容与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有些又觉得不可思议，让人感到历史这个东西真是好玩、有趣，甚至有几分可笑、滑稽和不正经。
比如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都说是孙文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孙先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尊为“国父”。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山先生尚在美国，既未遥控指挥，也未参加战斗。辛亥革命的起因，纯粹是一起“突发事件”：革命党人孙武（不是孙文）在湖北省会汉口俄罗斯的租界内摆弄炸药，想造几个炸弹，结果把炸药给弄响了。于是革命党人被发现，来不及跑的就被逮捕甚至被枪杀。剩下的革命党人一见事情败露，觉得横竖是个死，不如豁出去一拼算了！时任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的熊秉坤，率领一彪人马，向军械库冲去，见有守卫的士兵，当即开枪。这就是赫赫有名、彪柄青史的“武昌起义第一枪”。这一枪竟然导致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整个过程中，孙中山先生虽然是同盟会的领袖，但辛亥首义与他无关，甚至连思想的共鸣、逻辑的暗合也没有来得及发生。简而言之，孙先生在革命的初起之时，的确没有起任何作用。
当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真相以后，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一时要改变原先头脑中那些神圣的定义，好像三伏天被人兜头浇了凉水一般，茫然不知所措，再说袁世凯。按照权威而又正宗的说法，袁世凯是一个既窃国又卖国的坏蛋。其实不然。袁从孙中山手中接过大总统的权杖，是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因为国民党与袁曾有协议，谁能使清王朝下台，谁就坐中华民国的头把交椅。后来袁世凯利用他是满清总理大臣的地位和优势，果然逼隆裕皇后签字画押，交出了大权。而孙中山先生也不食言，毅然决然地交出了大总统的印把子。至于说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如果读读《老中国之死》，可能就会解除对袁世凯的误会。事实上，袁世凯在签订条约这一过程中，面对“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的被动局面，真是绞尽脑汁，坚忍不拔，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斗智斗勇，最后所签订的，是将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的一个条约。由此袁大头（包括曹汝霖等）竟然背上了卖国的罪名，实在有点冤枉。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张建伟先生的“一家之言”。因为张先生所阅读到的史料，也不是全部的史料；他所进行的判断，也未必尽是正确的判断，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以下结论：所谓历史，许多地方的许多事实，并非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完美、正义和无可争辩。历史的文字与声音，确有走样、不正经之处，让人不敢苟同和恭维。它的完美无缺和颠扑不破，其实是史学家修饰、润色甚至刻意加工的结果。
如果说历史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就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历史学者则是导演、化装师、音响师、灯光照明师。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要求“演员”全部以本色亮相，那样看起来肯定不会光彩夺目。我们只希望演员脸上的油彩不要涂得过于浓厚，连其底色都被模糊和遮盖了。更不要弄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和扑朔迷离的情节，让我们真假难辨，好坏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