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阿得曼托斯插嘴道：“苏格拉底。如果有人说你不是要使这些人成为幸福的人。当然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这个城邦确实是属于他们的。可是他们却从这个城邦享受不到他人拥有的享受：他人拥有土地。修建高大华丽的房屋并拥有与这些东西相配套的全部附属品。他人用私自的贡品祭祀众神。招待宾客。而且也获得了你刚才所谈到的金银以及传说中属于受人祝福的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那你怎么辩解呢？但是他会说。他们看来简直就像雇佣兵。坐在城邦里。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放哨。”
“是的。”我说道。“而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获取食物。除了食物以外。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获取工资。因而。如果他们想到哪儿去玩一玩。也不可能。他们想象那些被认为是幸福的人常做的那样。送给情人一件什么礼品。或者在什么地方偶尔要花一点钱。也都不可能。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可补充许多。”
“那就让它们一并都包括在指责里吧。”他说道。“怎么样？”
“你是问我们将怎样来辩解吗？”
“是的。”
“我们还是沿着那同一条路走下去。”我说道。“我想我们就会找到应有的答案了。如果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卫士们的生活被视为是最幸福的话。那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在建立这个城邦时。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中的某一群体的特殊的幸福。而是整个城邦的幸福。因为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一个城邦里我们最能够找到正义。而在一个管理得最糟的城邦里就最能找到不正义。因而在我们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之后。我们也许就能判断什么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所要寻找的东西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在塑造一个幸福的城邦。一个具有整体幸福的城邦。而不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幸福的城邦。待会儿我们还将研究与其相反的城邦。就好像我们是在给雕像涂颜色。有一个人突然走了上来。责备我们。说我们没有把最好的颜色涂在动物的最好的部位上——因为眼睛是最美好的部分。我们没有把它们涂成紫色。却涂成了黑色——这时我们可以合理地对他解释说：我们认为眼睛是不应当涂得如此美丽的。否则。它们甚至不像眼睛了。其他各部分也是这样。可是你仔细观察我们不是给它们的多个部分也都配上了恰当的色彩。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美吗？所以我也得说。别强使我们给卫士加上某种幸福。使他们变得完全不像卫士了。我们知道怎样给农夫穿上华丽的长袍。给他们戴上金子。并且吩咐他们地里的活高兴就干。我们知道怎样让陶工斜躺在炉火边。从左至右猜拳饮酒。大吃大喝。愿意做陶罐的时候就做一个。同时我们也知道用同样的方式怎样使其他的人都感到幸福。以达到全城邦都幸福。不过你千万不要给我们这样的劝告。因为我们如果听从了你的话。农夫会不成其为农夫。陶工不成其为陶工。其他的人也都将不算是组成一个城邦所需要的各种人了。这种议论对下述这些人可能危害还不大。比如鞋匠堕落了变成了一个不好的鞋匠。甚至自称不是鞋匠。这对于一个城邦来说都不算是什么太可怕的事情。但是你肯定会发现。如果法律和城邦的卫士变成了不是卫士。而只是貌似卫士。那就会彻底毁灭整个城邦。如果我们要培养的是真正的卫士。最不可能危害城邦的人。如果和我们主张相反的人是要培养一些农夫和吃喝玩乐者。而不是履行职责的城邦成员。那么我们说的就是两码事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我们所培养的卫士。他们追求的是其自身的最大幸福。还是整个城邦的幸福。我们必须注意。如果后一点在城邦里实现了。我们就必须强迫和劝说辅助者和卫士都来这样做。
“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他们各自工作中的能手。其他的人也都是一样。整个城邦就应是这样成长起来。建立起来。各部分公民都应当获得大自然赋予他的那一份幸福。”
“我觉得。”他说道。“你说得很对。”
“那么。如果我说。”我说道。“还有一点是与那同属一类的。你是否也会觉得我说得也有理呢？”
“什么呢？”
“再以其他手艺人为例。看看这些事物是否也会使他们堕落。变成坏人。”
“什么事物呢？”
“富裕和贫穷。”我说道。
“如何使他们堕落呢？”
“是这个样子。依你看一个陶工变富了。他还会愿意做他的手艺吗？”
“他绝不会。”他说道。
“那么说他会变得比以前更懒散和漫不经心吗？”
“肯定要变得懒散得多。”
“于是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陶工。对吗？”
“那也是肯定的。”他说道。
“再说。如果由于贫穷。他甚至连工具或其他东西都买不起。他生产的产品肯定会更蹩脚。因而他的儿子和他教出来的徒弟也必然是蹩脚的手艺人。”
“当然。”
“因而由于贫穷和富裕手艺人的产品都会变得越来越坏。而手艺人本人也变得越来越坏。”
“看来是这样。”
“这样一来。看来我们就又发现了卫士需要尽一切努力提防的一些事物。而且决不能让它们悄悄地潜入城邦。”
“什么事物？”
“富裕和贫穷。”我说道。“因为前者产生奢侈、懒惰和猎奇。而后者则产生粗鲁和不道德。同样也产生猎奇。”
“的确是那样。”他说道。“不过。苏格拉底。现在不妨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城邦不富裕。尤其是当我们城邦被迫与一个富有的城邦进行战争时。那我们城邦又怎么能作战呢？”
“很明显。”我说道。“与一个城邦作战会比较困难。但是与两个那样的城邦作战。就会容易些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是这样的。”我说道。“首先。如果我们的卫士被迫作战的话。那显然将是精兵强将与富人作战。对吗？”
“对。”他说道。“是这样。”
“那么。阿德曼托斯。”我说道。“依你看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拳击手是不是很容易对付两个肥胖而不懂拳击的富人？”
“也许不在同一个时候的时候。是这样。”他说道。
“不。如果他能够先稍稍后退一点。”我说道。“然后转身扑向先赶上来的那一个。打击他。而且如果这一切又都是在烈日酷暑之下反复进行的。这样一个拳击手不就能击倒更多的对手了吗？”
“毫无疑问。”他说道。“如果是那样的话。取胜当然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你不认为在战术方面我们比富人的知识和经验要更丰富一些吗？”
“是的。更丰富一些。”他说道。
“因而从各方面来看我们的拳击手能够轻而易举地对付两三倍的对手。”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说道。“因为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倘使他们再派遣一个使节到另一个城邦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怎么样？告诉他们：黄金白银我们是不使用的。而且拥有它们都是非法的。不过你来参加我们这边作战。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东西。只是你不可以掠夺他人的财产。你以为听了这话的人还会愿意去打结实而干瘦的狗。而不愿同瘦狗一道去攻击肥而嫩的绵羊吗？”
“依我看不会有人还愿去打瘦狗。”他说道。“不过如果其他城邦的钱财都集中到一个城邦里去了。可就要留神别让它危害了穷困的城邦。”
“你这个家伙。”我说道。“如果你以为在我们现在组建的这个城邦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地方也可以称作‘城邦’的话。那你就太天真了。”
“那它们是什么呢？”他说道。
“它们应该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名字。”我说道。“因为它们如同玩游戏中所说的每一个都是许多城邦。而不是一个城邦。至少也有两个相互作对的城邦。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而且在每一个里面又有许多。如果你把它们当作一个来对待。你就会彻底失败。不过如果你把它们当作许多来对待。把其中一些城邦的金钱和权力。甚至还有劳力都献给另外一些城邦。你就总是会有许多盟友。而没有什么敌人。而且只要你们的城邦一直像刚才安排的那样管理得适当。你的城邦就将成为最大的城邦。而且不是指在名声这个意义上的最大。而是指实质上的最大。哪怕它是由一千名卫士组成的也罢。不论是在希腊人中或在野蛮人中你都不容易找到一个如此大的城邦。尽管许多城邦在面积上比它要大上好几倍。或许你对这个会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说道。
“因而。”我说道。“对于我们的统治者来说。这个也将成为最好的一个界限。他们必须把城邦建立得。只有它的界限那么大。多余的也不要。”
“什么界限？”他说道。
“我想是这样一种边界。”我说道。“就是城邦想要达到的一个成长的界限。它只能在它以内发展。而不要超越它。”
“这很好。”他说道。
“所以我们对卫士们也要作进一步的吩咐。用一切方法保卫城邦不让它变小。也不让它变大。它应当是一个足够的和统一的。”
“这也许是。”他说道。“我们赋予他们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任务。”
“还有一个比那个更小一点的任务。”我说道。“那就是早先我们提到过的。如果卫士的孩子天生低能。那么那个孩子就应被分派到其他行当。而其他行当的人生出了一个卓越的孩子。那个孩子就应分派到卫士中去。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使每一个公民都被分派到天生适合于他的位置上去——一人做一件工作——这样每一个人都工作。进行其自己的工作。而且是一件。而不是许多件。这样一来。你可以看到整个城邦将自然而然地成长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许多个。”
“确实这个任务。”他说道。“比那个要容易些。”
“而且。我的好阿得曼托斯。”我说道。“这些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我们给统治者强加了许多困难的使命。正如俗话所说的如果他们都时刻警惕着一件大的或者大而有关全局的事。那么这些也就都是一些轻而易举的事了。”
“那么这个大事又是什么呢？”他说道。
“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我说道。“如果通过教育他们都能成为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处理所有这些以及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的一切事情——诸如拥有女人、婚姻。生儿育女——都必须尽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的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的原则来处理。”
“是的。”他说道。“那将是最正确的办法。”
“而且。”我说道。“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因为健全的培养和教育得到了保障就会产生良好的天性。而良好的天性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成长得比以前更好。繁殖后代以及与其相关的事情都是所有动物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这样。”他说道。
“简而言之。城邦的监督者必须紧紧抓住这一点不放松。不能让它在不知不觉中蜕化变质。要坚决抵制一切入侵者。体育和音乐不能有违反既定制度的革新。当有人说：人们最喜爱的歌
是新近从歌手口中唱出的歌
“他们就必须尽其所能坚决抵制。以免人们以为诗人称赞的歌不是新歌。而只是一种新的唱法。所以那句话。不应受到赞赏。也不应那样去理解。所以统治者必须时刻警惕有人把音乐改变为一种奇怪的形式。他们应当把那话视作对整体的一种危害。如同戴蒙所说。最大的政治没有改动。就绝不可能有音乐风格的改动。我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
“包括我。”
阿得曼托斯说道。“也是如此深信不疑者之一。”
“因而。看来在这里。在音乐里。”他说道。“卫士必须建立起他们的哨所。”
“因为。”他说道。“这类非法现象很容易悄悄地潜入。”
“是的。”我说道。“因为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娱乐。没有什么危害。”
“它没有什么危害。”我说道。“只是它一点一点地建立起自己的基地。它在暗中悄悄地流入我们的性格和行动。从那里它在人们相互的习惯中成长壮大。然后。苏格拉底。它从习惯对法律和制度进行粗暴的攻击。直到最终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一切颠覆干净。”
“嗯。”我说道。“有这样严重吗？”
“依我看。”他说道。“有。”
“因而。正如同我们在开始时所说的。我们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应当参加合法的游戏。如果游戏本身就是不遵守法律的或不合乎法律的。
孩子们做那些游戏。他们就不可能成长为守法的好公民。”
“当然。他们必须参加合法的游戏。”他说道。
“非常清楚在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他们就应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从音乐中接受合法的一切。也就是说——与前一种情况相反——守法的精神应在一切活动中均伴随着他们。而且一同成长。这样它们就可把城邦中原先可能被忽视了的不合法的东西也纠正过来。”
“完全正确。”他说道。
“接着。这些人。”我说道。“也会发现一些被他们的先辈们毁掉了的貌似细小的习俗。”
“什么东西？”
“例如。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应当保持肃静、起身让路、照顾父母。还有发式、服装、鞋子以及整个来说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他所有这类的事情。或许你还有别的什么看法？”
“我和你的看法相同。”
“但是我相信把这些都制定为法律又显得有点愚蠢。因为把它们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定为法律。它们不可能实行。也不可能得到遵守。”
“那它们怎样才能得到遵守呢？”
“看来。阿得曼托斯。”我说道。“一个人开始时所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日后的行程。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对吗？”
“不错。”
“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说。最终的结果是好是坏都是改变不了的了。”
“当然啰。”
“这就是。”我说道。“我为什么不愿再进一步说完。并把这类事情制定成为法律的原因。”
“你这样做是恰当的。”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