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正确。”他说道。
“所以。阿得曼托斯。”我说道。“现在仍然留下来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与哲学为伴的人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了。他们或者是一群处于流放的高尚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坚持其天赋。没有受到腐蚀而继续留在了哲学的身边。或者是一个在小城邦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心灵。他鄙视城邦的事务。眼光看着外面的世界。或者是极少数的人。他们鄙视手艺。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天赋。可以接近她。而我们的朋友塞亚格斯的马嘞就正好可以制服他。因为在塞亚格斯事件里具备了使人抛弃哲学的所有条件。只是他的有病之躯把他关在了政治之外。制服住了他。使他没有离开哲学。我个人的情况——恶魔似的标志——就不值得一提了。因为它也许以前曾在某一个人身上出现过。或者根本就没有在任何人身上出现过。现在已经成为这极少数的道中之人的人。他们已经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蜜和幸福。与此同时他们也充分看到了那许多人的疯狂。而且负责城邦事务的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是真正好的。而且要想主持正义的人也找不到一个盟友。也没有一个盟友可以免于死亡。更有甚者他们就像一个陷入了野兽包围之中的人。他既不甘心情愿与野兽合伙做不义的事。又无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所有的野兽。因此——他只能在对城邦或朋友做任何有益的事之前、对自己或其他人有利的事之前死去。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他于是保持沉默。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就像一个在暴风雨中的人。当风把尘土和雨点洒向大地的时候。他躲在一片小墙下。站在一旁。眼看着别人遭受各种非义。如果他自己多少能过一种清静的生活。免遭非义。他就满足了。而且把自己的这种逃避视作宽厚和快乐。并满怀美好的希望。”
“而且。”他说道。“他将一事无成地离开这个世界。”
“更不要说什么大事了。”我说道。“如果他没有遇上一个合适的制度的话。因为在一个合适的制度下他才可以更好地成长。在挽救共同的事业的同时也挽救其个人的事业。”
“为什么哲学遭到诽谤。而且它遭到的诽谤是不正确的。依我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除非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他说道。“不过你说哪种现行的制度适合于哲学呢？”
“没有一个。”我说道。“这正是我要指控的：没有一个城邦今天的条件是配得上哲学的本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被扭曲和变态的原因。正如一粒异乡的种子播种在异国的土地上可能被同化。而变成本地的东西一样。这个阶层目前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况。保持不住自己的本性。而且在逐渐异化。但是哲学一旦能够找到一个如同它自身一样的最好的制度。那么显然它就会像我们曾经达成的协议那样是一个神物。而其余的不论是天赋。还是实践则都是凡人的了。显然。现在你又该问这个最好的制度是什么制度了。”
“这里你就搞错了。”他说道。“我要问的不是它。而是这个最好的制度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建立城邦时所描述的那个？”
“从其他的方面来看它就是那一个。”我说道。“而且也只能是那一个。这一点是我们曾经强调过的——在那个城邦里必须总是有一件什么东西拥有同你这个立法者在立法时对制度相同的理解。”
“是的。”他说道。“那个论点曾经证明过。”
“不过它没有论证得十分清楚。”我说道。“因为你的坚持已经充分表明要把它论证清楚将是困难而又需要时间的。而且即使是现在剩下来要论证的也都绝对不是易事。”
“剩下来要论证的是什么呢？”
“一个城邦怎样能掌握了哲学而使其不被毁灭。因为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伴随有失败的风险。正如俗话所讲的。好事多磨。”
“还是。”他说道。“让我们通过说清这个问题来结束这个论证吧。”
“不是我不愿意。如果说有什么阻碍着我这样做的话。那就是缺乏能力。”我说道。“至少你将看到我的热忱。我要大胆而不顾一切地说城邦对待哲学应该采取正好与现在完全相反的方式。”
“怎么做？”
“现在。”我说道。“那些从事哲学学习的人都是青少年。在成家和谋生以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刚刚接触到哲学中最艰难的部分。却就把它放弃了。而他们就这样却被认为是完全的哲学家了。所谓最艰难的部分我是指与推理论证有关的部分。在后来的生活中。如果别的人在进行哲学辩论。他们受到邀请。他们去听了听。他们就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并且他们还认为应当把它当作一件消遣。而到了老年时。当然除了极少数。他们比赫拉克里特斯的太阳还熄灭得更快。因为他们再也燃烧不起来了。”
“那么该怎样办呢？”他说道。
“完全相反。当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应当接受适合于青年人的教育和哲学思想。在长身体和进入成年期时他们应当特别注意身体。这样就可以为学习哲学提供良好的体力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他们心灵开始成熟时。他们就应该从事强度更大的体育训练。当他们体力开始衰退和不再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时。就应该让他们自由自在。除了把哲学作为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外别的什么事也不做。幸福地度过一生。而且在他们死后。在另外的那个世界上也能有一个舒适的生活。”
“依我看。你说得非常认真。苏格拉底。”他说道。“不过。我猜想听众中的许多人现在虽急于要反驳你。从塞拉西马邱斯算起。他们是丝毫也不会被你说服的。”
“别在我和塞拉西马邱斯之间制造争端了。我们刚刚才成为朋友。而且从前我们也并不是敌人。”我说道。“在说服他和其他的人之前我们是不会放弃努力的。也许我们能帮助他们为来世做些准备。以便他们来世遇到这类辩论时不至仓皇失措。”
“那你会要说多长时间呀！”他说道。
“一点也不长。”我说道。“如果我把它与永恒来相比的话。不过。许多人都没有被我们的话所说服。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与我们讲的相似的东西。他们看到过的也只是有意地将这些词语生硬地堆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在言行上尽可能把自己‘与美德相比和相应’地统治着一个适合于他的城邦的人。你觉得不是这样吗？”
“我认为是这样。”
“我的好人。他们也没有充分听到过那种为了知识而把自己的每一根神经绷得紧紧地以寻求真理的人的合理而自由的辩论。听到的只是在法庭上和私人生活圈子里制造纠纷的狡黠和诡辩。”
“是的。他们没有听到过。”
“对。基于这一点。”我说道。“而且也是预见到了这一点。我们曾经被吓住过。但是我们迫于真理仍然说过。除非少数那些现在被称作无用、然而不是邪恶的哲学家。不论他们愿意与否。由于某种需要而被迫出来主掌城邦事务。而且城邦也听从他们的时候。或者由于某种神圣的灵感使那些掌权人或国王的儿子。或者他们本身对真正的哲学产生了真正的热情时。否则。没有一个城邦。也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变得完美。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变得完美。我不同意说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果真是那种情况。那人们嘲笑我们毫无用处地说些废话就将是公正的了。不是这样吗？”
“是的。确实如此。”
“因而。如果在流过的历史长河里曾经有过某种需要。要求那些站在哲学顶端的人出来主掌城邦事务。甚或是现在在我们视线以外的某一个野蛮的地方。或者在将来的某个时期会出现这种需要的话。我们都准备为这个理论而战斗——当这个宙斯成为城邦的主人时。这里所说的制度就会实现。现在会实现。将来也会实现。它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所讲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它的实现是艰难的。这点我们也同意。”
“依我看。”他说道。“是这样。”
“你是否想说。”我说道。“在许多人看来它不是这样呢？”
“也许。”他说道。
“你这个好人。”我说道。“不要对许多人责备得这么严厉。如果你不一直与他们争吵。你去安抚他们。说明你所说的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像适才所做的那样区分出他们的天性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的性质。那么许多人就会知道你所指的并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哲学家。你就可以消除对热爱学习的诽谤。而且如果他们能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无疑你将看到他们将采取一种不同的看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同了。难道你认为一个性格慷慨温和的人会对一个不粗暴的人粗暴吗？对一个不怀任何恶意的人怀有恶意吗？我可以代替你说。我相信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有这种粗暴的本性。而大多数的人是绝对不会有的。”
“我当然。”他说道。“也赞成你这种设想。”
“你是不是也赞同我的这个设想。那就是许多人之所以对待哲学十分粗暴。他们责备的是那些并不属于哲学家的人。是那些像喝醉了酒闯入哲学的人。他们相互谩骂。一味争吵。而且总是对人说三道四。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与哲学毫无相似之处。”
“正是这样。”他说道。
“阿得曼托斯。可以想象得出一个把自己的理解力真正投入在事物的存在和本质上的人。他没有空闲去管人间琐事。并且对它充满嫉妒和恶意。相反。由于他所看到的和所思考的事物都是有规律地排列着的。并且总是处于同一条件下——事物之间相互既不行非义。又不彼此伤害。而是依据理性永远保持着次序——他模仿它们。并尽可能使自己同它们一样。你说又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模仿他所钦佩和敬重的事物。从而与它们为伍呢？”
“没有什么。”他说道。
“这样一来。哲学家就与神圣和有条理为伍。他自己在一个人的条件许可范围内也变成有条理而神圣。尽管外部还是会有许多人诽谤他。”
“那是肯定的。”
“如果有朝一日有某种需要。”我说道。“他把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都塑造到个人和社会的素质里面去。而且不仅仅是塑造他本人。你猜想他能会是一个塑造节制、正义和公众道德的蹩脚的工匠吗？”
“绝不会。”他说道。
“因而。如果许多人都能意识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哲学家是真实的。那么当我们说一个城邦除非是依据画家采用神圣的原型所画出的草图来进行治理。就绝不可能有什么幸福时。那么他们就不会粗暴地对待哲学家和不信任我们了。”
“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道。“他们就不会粗暴地对待哲学家。但是你所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法呢？”
“他们将把城邦和人的素质当作一块画板。”我说道。“首先他们要把它洗擦干净。而且这一点也不容易。你知道就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同其余的画家不一样——在获得一个干干净净的事物或者他们自己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会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是不会起草法律的。”
“他们做得对。”他说道。
“下一步。他们就要勾画制度的形状。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当然。”
“在那之后。我猜想在填充他们的作品时。他们将经常从两个方面往远处看。一是朝天性正直、美好和节制以及这一类的各种事物看。然后朝人身上所存在的一切看。把它们像配料一样混合起来。从荷马称作似神的形象得到启示。他们才会画出人的形象来。”
“对。”他说道。
“而且我猜想他们还会一会儿擦掉这一点。而又画进那一点。直至他们把人的素质画得为众神所喜爱和所接受的样子。”
“这样画出来的画。”他说道。“怎么讲都将是最好的了。”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已多少说服了一些那些你曾经说过以全速向我们冲过来的人了呢。”我说道。“使他们信任我们曾经对他们夸奖过的这位制度画家呢？因为我们要把城邦交给他掌管。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过去才对我们是那么粗暴的。他们现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以后是不是态度要变得多少温和了一些呢？”
“是的。如果他们是稳健的话。”他说道。“那一定要温和得多。”
“因为他们已无法再反对了。他们能说哲学家不是热爱事实和真理的吗？”
“那就会太荒唐了。”他说道。
“他们还能否认他们的天性是至善的吗？”
“当然不能。”
“这样的天性。遇上适当的实践的机会它能不成为十全十美的善和哲学家的至善吗？如果有这种天性的话。或者相反。他们认为被我们根据天性排除在外的那些人还要更加完美呢？”
“肯定不会。”
“当我们说在哲学家阶层成为城邦的主人之前。城邦和公民都不可能不受邪恶的困扰。不可能得到安宁。我们在故事中所讲的那个制度也不可能完全实现时。他们听了这话还会生气吗？”
“也许怒气会要小一些了。”他说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道。“我们不说他们的怒气小些了。而应当说他们在各方面会要温和些了。而且也被我们说服了。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的话。他们出于羞愧也会赞同我们的说法的。”
“那是肯定的。”他说道。
“那么。我们姑且就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也被我们说服了。”我说道。“那么下一点。国王的子女。或者掌权人的子女不可能是天生的哲学家。这一点是否有人反对呢？”
“没有人会反对。”他说道。
“如果一旦出现了、产生了。有人能说他们也必然会堕落吗？当然我们也承认要使他们免于堕落是困难的。但是任何时候他们之中就不可能有一个免于堕落的吗？这一点是否又有人反对呢？”
“没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