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你知道。”我说道。“这些人的家丁——那些家丁看似态度很好——有时也偷偷地向主人的儿子说些类似的东西。而且如果他们发现某人欠了他父亲的钱。或者做了某种非义的事情。而父亲不去起诉。他们就会唆使他在成年后去惩罚那些人。并且说这样才比他父亲更像一个男子汉。而且儿子在外面的时候也听到或见到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情——城邦里把那些一心只顾自己个人的事情的人叫作傻子。瞧不起他们。而对与他们相反的人则推崇备至。在年轻人听到和看到这一切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听到他父亲的理论和看到其父亲的举止与别人的正好相反。于是他就被那些影响拖过去了。他父亲在他心灵中灌溉专为自己打算的部分。而他人在他心灵中则灌溉欲望和好斗的部分。他没有具备一个坏人的本性。但却一直与坏人在一起。在这两种影响的拉扯下。他来到了它们的中间。于是把他对自己的控制权交给了中间部分。好胜和易激动的部分。结果变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爱好荣誉者。”
“依我看。”他说道。“你对这种人的起源已经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
“所以。”我说道。“我们对第二种制度和第二种人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以告一段落了。”他说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否该与埃斯库罗斯一道讲述与另一种城邦对应的另一种人了呢？还是应按照我们的计划。首先谈论城邦呢？”
“当然先谈城邦。”他说道。
“那么。我猜想在这个制度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寡头政治。”
“你指的寡头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呢？”他说道。
“这是一个建立在拥有财产上的制度。”我说道。“在那种制度下。
富人进行统治。穷人当官没有份儿。”
“我懂了。”他说道。
“要不要先讲一讲寡头政治是怎样从荣誉政治转变而来的呢？”
“是的。”
“说实话。”我说道。“其转变的方式很简单。甚至一个瞎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转变的呢？”
“私人的放满了金银的藏宝室。”我说道。“毁坏了那个制度。首先他们为自己寻找消费品。他们把法律也引入了那条歪道。实际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妻子都不遵守法律。”
“那是可能的。”他说道。
“同时他们每个人眼盯着别人。与他竞争。这样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的大多数。”
“那也是可能的。”
“于是。”我说道。“从那儿他们就走上了赚钱的道路。他们把赚钱看得越光荣。把美德就看得越不光荣。于是美德与财富处于了一种拉力状态。仿佛它们是被放置在天平的两端。总是趋向于向相反的方向。”
“完全如此。”他说道。
“当财富和有钱的人在城邦受到尊敬时。美德和好人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尊敬了。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什么事受到尊敬什么事就有人去做。什么事不受到尊敬。什么事就不会有人去做。这也是肯定的。”
“是这样的。”
“那些好胜和爱荣誉的人最终就变成了爱赚钱和爱钱的人。而且他们赞扬和敬仰有钱的人。把他们捧上官位。与此同时他们鄙视穷人。”
“那是一定的。”
“于是他们就制定一条法律。规定一个固定资产数目作为寡头政治制度的一个标准——哪里的寡头政治程度越高。那里的这个数目就定得越大。哪里的寡头政治程度越低。那里的数目也定得越小。明确规定凡是生活资料达不到固定资产的人不得担任官职。他们或者通过武力来实施这条法律。或者在实施以前。他们制造恐怖。以达到建立那种制度的目的。甚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那是肯定的。”
“一般地说来。寡头政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是的。”他说道。“可是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些什么我们曾谈到过的缺点呢？”
“首先。”我说道。“我们给那个制度订立的标准就是一个错误。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是以那种方式选为船的驾驶员的——根据财产。而一个穷人。即使他是一个比较熟练的驾驶员。也不能委任他当驾驶员——”
“他们一定不能很好地航行。”他说道。
“对于其他任何一种管理也是一样。对吗？”
“至少我猜想是如此。”
“城邦是不是除外呢？”我说道。“或者说这一条也适用于城邦的统治？”
“当然。”他说道。“而且它是所有一切统治中最艰巨和最高的一种统治。”
“因此寡头政治就包含着一个如此重大的缺点。”
“看来是那样。”
“再看这一个缺点。它是不是比前一个要小一点？”
“什么缺点？”
“那么这样的城邦就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了。一个穷人的城邦和一个商人的城邦。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相互陷害。”
“不。以宙斯的名义发誓。”他说道。“绝不是一个小一点的缺点。”
“再看。这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们也许根本没有能力打仗。首先。因为他们或者不得不把大多数人武装起来。而在把他们武装起来之后。他们对他们的害怕又会超过对敌人的害怕。或者根本就不去利用大多数。这样在战场上他们就真正会变成寡头了。此外因为他们贪财。所以也都不愿捐献。”
“是的。这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很早以前谴责过身兼数职的倾向——同一个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同时从事农耕、挣钱和打仗——你觉得正确吗？”
“绝对不正确。”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制度是不是最先允许所有邪恶中最大的那种邪恶存在的制度？”
“什么邪恶？”
“允许一个人出售属于他个人的所有一切。同时允许别人购买它。
当他售出了全部财产以后他仍可居住在那个城邦里。这时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部分。既不能称作挣钱的人。也不能称作手艺人和骑士。而只能被称作一个没有财产的穷人。”
“对。”他说道。“这是首要的。”
“而这种事情在寡头政治制度下是全然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些人穷得身无分文。有些人就不可能富可敌国。”
“对。”
“再想一想这一点。当这样一个富人在消费的时候。在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些功能方面他对城邦是否有任何好处呢？他看似属于统治阶层。实则他既不是城邦的统治者。又不是城邦的仆人。而只是一个财富的消费者。”
“正是这样。”他说道：“看来他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消费者。”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说。”我说道。“如同生长在蜂窝上的一只雄蜂。蜂箱里的一只毒蜂。这种人就是一只生长在矛盾里的雄蜂。城邦的病毒。是吗？”
“那是肯定的。苏格拉底。”他说道。
“上帝并没有把所有的雄蜂都制成是翅膀上无刺的。阿得曼托斯。
只是有些腿上没有刺。而有些却有十分厉害的刺。对吗？那些无刺的在年老时最终就变成了乞丐。而有刺的则长成了所谓的作恶者。”
“非常正确。”他说道。
“所以。很明显。”我说道。“在你能看到乞丐的城邦里。那里就一定隐藏着小偷、扒手、偷盗庙宇的盗贼以及所有这类作恶者。”
“这是显然的。”他说道。
“那么在寡头政治下的城邦里你现在看见了乞丐吗？”
“除了统治者以外。几乎每个人都是。”他说道。
“我们是否可以猜想。”我说道。“在他们中也有许多带刺的作恶者。而且政府机关在竭力用武力镇压他们？”
“我们必须这样猜想。”他说道。
“我们是否应该说这种人的产生是由于缺乏教育、缺乏良好的教养和制度以及管理不善的结果呢？”
“我们应该这么说。”
“所以。不管怎么说。在寡头制度统治下的城邦。就只会是这个样子。而且它具有所有这些罪恶。也许还要更多。”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说道。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我说道。“我们已经阐明了所谓的寡头制度了。它是一个统治者根据财产的多寡而产生的制度。下面我们来看看与这种制度相应的人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一旦产生后他又是个什么样子。”
“好。”他说道。
“一个好荣誉的人转变成一个寡头制度的拥护者。其转变的主要途径可能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
“在他的儿子出生后。开初儿子效法他的父亲。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后来他见到他父亲像触了暗礁一样地触犯了城邦的统治者。几乎丧失了他的全部财产和性命。他或许曾经是一个将军。身居要职。后来被法庭纠缠住了——落到了拍马者的地步——经历了死亡或流放或名誉扫地。最后丧失了其全部财产。”
“可能。”他说道。
“而这个儿子。我的朋友。看到和遭遇到这一切之后。丧失了生活来源。他害怕了起来。我猜想于是把对荣誉和朝气的爱从他心灵中的宝座上使劲地抛了出去。贫困潦倒的他于是转向贪婪地赚钱。并且一分一分地攒钱和干活。囤积金钱。你想这种人现在不会把欲望和贪钱的那部分放在心灵中的宝座上。把它视为他内心中的伟大的国王。给它配上头饰、高领和波斯剑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道。
“同时。我猜想他这时把计算和朝气部分已搁置在心灵的两边。而且让它们作为奴隶。让前者既不计算也不思考别的什么。只计算和思考从什么地方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让后者则只敬仰和敬重财富和有钱的人。除了享受金钱所能给他带来的荣誉以及一切有助于获得金钱的东西以外。他别无任何爱好。”
“世上。”他说道。“没有什么比把一个年轻人从热爱荣誉转变到热爱金钱更快和更有把握的事了。”
“那么。”我说道。“这就是寡头政治型的人了？”
“至少他是从寡头政治脱胎出来的那种制度下相应的那种人转变出来的。”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种人应是什么样的。”
“对。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首先。他把金钱放在一切之上。”
“当然。”
“再者。吝啬而勤劳。满足于最低的欲望和需求。而没有别的消费。
并把其他欲望视为虚荣。”
“完全对。”
“是一种道德品质最恶劣的人。”我说道。“竭力从一切中获得好处。以求填满他的储藏室（正是许多人称赞的那种人）。这不正是与寡头制度恰恰相应的那种人了吗？”
“至少依我看。是的。”他说道。“钱。在一切事务中被城邦和与其相应的人放在了一切之上。”
“我猜想。”我说道。“这是因为这种人完全忽视教育。”
“依我看是忽视了教育。”他说道。“否则他绝不会让一个瞎子来做合唱队的领队。并对他推崇备至。”
“说得好。”我说道。“再考虑下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由于缺乏教养。于是在他心灵中萌生了雄蜂似的欲望——有的是乞讨型的。有的是做坏事型的——不过都被他用勤劳压下去了。”
“古希腊人相传。财神爷是个瞎子。”
“当然可以这样说。”他说道。
“你知道。”我说道。“如果你想看一看这些人所做的坏事。那么你应当去看什么呢？”
“看看他们对孤儿的监护以及他们对进行非义所采取的听任和默许的态度。”
“正确。”
“当这种人在某些合同关系上具有良好的信誉的时候——因为他貌似非常正义——他是在用自身正派的部分强行把自己的坏的欲望压制了下去。他不是通过说服他们‘最好不’。也不是用辩论去驯服它们。而是用必须和恐吓。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时刻要为其生存而忐忑不安。”
“完全是这样。”他说道。
“所以。我的朋友。以宙斯的名义发誓。”我说道。“在他们有机会去花别人的钱的时候。你就将发现在他们大多数的人身上都有与雄蜂相似的欲望。”
“的确是这样。”他说道。
“所以这种人不可能摆脱其自身内心的斗争。他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双重的。尽管总的来讲他的好的欲望控制住了坏的欲望。”
“是这样。”
“因而。根据这一点。我猜想这种人或许要比许多其他的人更体面些。但是心灵和谐的真正美德是离他很远很远的。”
“我也是那样的看法。”
“再者。当一个吝啬的人为了城邦的某一胜利或崇高的目的而需要他用其私有财产来与人竞争时。他必然是一个可怜的竞争者。因为他是不会愿意为了好的声誉或任何这类竞赛而花钱的。他害怕唤醒了奢侈的欲望。害怕它们形成联盟而变得好胜。他像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他只肯用自己少量的军队去作战。尽管时常是被打败。但却保住了财富。”
“正是如此。”他说道。
“那么我们是否仍然怀疑。”我说道。“吝啬。爱财的人与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的相似和一致呢？”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说道。
“那么。看来下一步是应该考虑民主政治了——它是怎么产生的。
一旦产生后它又是个什么样子——当我们知道了这种人的特性后。我们就可以把他送到前台来进行判断了。”
“我们还是。”他说道。“从我们刚才所谈的那里开始吧。”
“从寡头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我说道。“是否有点是这样。它作为寡头政治为了其自身所提出的目的。其结果必然变得尽可能的富有和贪得无厌。”
“这是怎么说呢？”他说道。
“我猜想是这样的。因为统治者拥有极大的财富。他们不愿用禁止消费和浪费的法律来管束那些已经变得放荡的青年人——为的是通过购买和抵押这些人的财产他们可以变得更加富有和更加荣耀。”
“那就是他们主要要做的。”
“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一个城邦里不可能崇拜财富。同时又保持公民中的节制。其中必有一个要被忽视。”
“确实这是相当清楚的事。”他说道。
“通过他们对寡头政治中放荡的忽视和鼓励。他们有时就强使那些体面的人变成了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