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开手臂，在视线能及的范围内划了一个大圈，自豪地告诉我说，他今天一车子拉来了五十个老外，最小的十八，最大的六十八。我看到了他说的那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一头雪色的头发，穿鲜红的外衣，背对着我站住，和一个年轻姑娘配对作交谈状。看不到她的脸，也不知道她们会装模作样地说些什么，反正远远看过去，可以认做是一个老教授和她的学生在谈学业或论文。
一车子的老外，清晨五点就从上海赶往苏州大学的拍摄现场，做《派克式左轮》的背景演员（就是时不时从镜头中主要人物的背后、侧边一经而过的人，没有台词，看不清面孔，仅仅是某种能让画面丰富和生动一点的元素）。跟我闲聊的这个人，摇着头，啧着嘴，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说，不好管理，真的不好管理，五十个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南美、北欧、西非、中东……各有各的习惯，各操各的语言，要把他们吆喝得动起来，不容易。
负责现场调度群众演员的副导演手里举着话筒，一遍一遍地催促他们从树荫下走出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她亲自上前拨弄和示范他们：你应该从这儿往那儿……你们两个人等一会儿，等前面的人走过五步之后再开始走，书包背到肩上，手里拿书……你们是一对情侣，开拍时站着不动，拥抱或接吻都行……可怜的副导演虽然有话筒帮忙，一遍遍地说下来，早已经口干舌燥，声嘶力竭。而演员们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已经疲塌得很了，喊半天才慢腾腾地懒散地走上几步。正在阴凉处跟我交谈的他看不过去了，冲上去帮忙吆喝，驱赶大家速速到位，不要影响拍摄进度。而后他又回到我面前，表明身份说，今天他不是群众演员，他是负责带这群人来的，不必亲自上场。他并且对自己带来的人表示了严重不满，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偷懒？雇他们过来是工作，工作！必须满负荷地投入工作才能够拿到钞票，不然的话，他有权利扣减工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严肃甚或严厉的口气，俨然自己就是制片商，操生杀大权的老板。
忘了说一说他的国籍、外貌、特征。他的年龄约摸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个子矮小，我坐着，他站着，我们说话时目光差不多平视。他的褐色头发非常茂密，有一点微微卷曲。墨绿色的短袖衬衫，咖啡色棉布休闲裤，一双相当旧损的褐色皮鞋，背一个肩带长长的帆布书包，表情和手势都很丰富。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十六岁来中国，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我问他怎么会来到中国？他答非所问地说，他父亲是在中国上海去世的，父亲是个医生。他来中国后一直定居上海，娶了位上海太太。我感觉他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要好。后来我旁边的副导演告诉我说，他的上海话说得更好，那才叫一个溜。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回德国生活？他说，父亲的遗产都分掉了，没有了。他的意思，一个两手空空的游子返回故国，很难第二次立足创业。我估计他在上海的日子过得也有些栖惶，不然他不会在各个剧组里打工做群众演员（不过也难说，没准儿人家就爱干这个）。所好现在做得久了，演艺圈子里混了个脸熟，开始做“群头儿”了——就是每招募五至八个群众演员，他就抽头拿一份演员工资。
我当天晚上回想他这个人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父亲在三十年代被迫落脚上海行医，老死他乡，儿子继续父亲的命运，落户上海。可惜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拍摄现场，再不能见到他，问一问这个有趣的话题。
那一天的室外气温是三十七度。老外们在拍摄现场顶着酷日反反复复地上场下场走位站立，中午吃一个盒饭，晚上还要赶回上海，工资是四百元人民币，也够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