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实力较强，总兵力编制28.3万人，实有兵员24万余人。其中陆上自卫队约14.8万人，编为5个方面队（军），辖13个师和2个混成旅，1个空降旅，装备坦克约1050辆，装甲车约680辆，各种火炮约6080门；海上自卫队约4.4万人，由担负机动作战的联合舰队和负责近海警备的5个地方队组成。装备各型舰艇142艘，37万余吨，飞机207架；航空自卫队约4.5万人，主要作战部队为航空总队，辖3个航空方面队和1个航空混成团，装备各型飞机468架，其中作战飞机366架，此外还拥有各式导弹30种，自卫队另有预备役军人5.3万人，驻日美军总兵力约4.02万人，军费开支约426亿美元。
自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朝政治大国迈进。1983年7月，日本首相中曾根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大国”一词。他说：“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要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日本谋取政治大国的目标有三个方面，首先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立足亚太，成为能左右亚太地区局势的政治大国；其次是加强日美欧三边关系，建立以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最后摘掉战败国的帽子，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战略的最重要目标。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措施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几个方面。
第一，以建立东亚经济圈作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依托。80年代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已从先前确保资源与市场为主的经济外交，转变为以在亚太地区构筑势力范围为重点的政治外交。1988年5月，日本提出了“东亚经济圈构想”，指出它的范围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各国。为此，日本政府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确立区域内的分工体系，使“四小龙”和东盟在经济上加深对日本的依存度，形成一种较为牢固的联带关系；加大日本对区域内的投资，发挥市场的作用，逐步提高区域内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以雄厚的日本资本为后盾，增强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职能，争取形成日元经济圈。日本的目的是随着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及日本在东亚经济圈主导地位的确立，日本将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
第二，谋求建立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瓦解，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新旧格局交替的形势下，海部内阁宣布日本将谋求建立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1990年3月2日，海部首相进一步作了说明，指出它包括五个方面：“（1）保障和平与安全；（2）尊重自由与民主；（3）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的繁荣；（4）确保人类能够生活的环境；（5）确保以对话与协调为基调的稳定的关系”。其中，第（2）、（3）条带有明显的针对性，表明在东欧、苏联局势剧变以后，日本力图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推向世界。在构筑国际新秩序方面，日本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力推行新欧洲政策，积极参与全欧事务，力争在欧洲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日本一极的作用，以跻身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二是全面加强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形成日美全球伙伴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带动亚太地区新秩序建立。
第三，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援助，实现权力分享。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从支持美国全球战略出发，积极对有争端周围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战略性经济援助，把经济援助置于当时抗衡苏联的战略格局中。1983年中曾根提出政治大国主张后，日本依仗手中拥有大量资金，不断扩大政府开发援助，争当世界第一援助大国。于是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政治影响，实现权力分享，做政治大国的重要手段。日本的开发援助，从1986年起连年大幅度增长。1988年为82.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1989年一举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104亿美元，超过同年美国的91亿美元而跃居首位。日本政府还应美国要求，为美国分担义务，向对西方世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并增加经济援助。如1990年5月，承担了西方国家制定的援助菲律宾“小马歇尔”计划经援总额100亿美元的大部分。同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在海湾危机中因制裁伊拉克而蒙受损失的埃及、土耳其、约旦三国提供总额为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日本提供如此多的经援，目的是谋求对国际事务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第四，大力发展与政治大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实现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当然不能缺少相当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1988年3月，竹下首相在防卫大学举行的毕业仪式上宣称：日本要“谋求建立与其国力相称的防卫力量”，公开主张日本的军事力量要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服务。日本深知，至今它不能完全脱离美国的提携和保护，所以从80年代起，日本趁美国无力单独抗衡苏联需要日本分担责任之机，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力图借助壮大的军事实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日本采取了以下作法：一是增加军费开支。军事力量的提高离不开军费开支的大幅度增长。1987年，日本正式突破了恪守十年之久的1%限额规定，以后几年连续突破1%。1990年增至32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34%，1990年12月，海部内阁通过了规模空前的下期（1991～1995年度）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规定五年的费用总额为1750亿美元，比前一计划（1986～1990年度）的1385亿美元再增加23.6%，1993年，军费达380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军费大国；二是增加防卫力量。日本陆海空三军自卫队拥有兵力27.3万人（含预备役），装备主战坦克1100～1200辆，主要战舰艇170余艘，世界一流的F-15主力战斗机185架。日本自卫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官多于兵，便于随时大规模扩充兵力。日本自卫队被认为是“亚洲拥有最先进军事装备的军队”；三是向海外派兵。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和德国一样采取“只出钱不出人”的做法，这种“支票外交”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引起了种种非议，国内也议论纷纷。海湾战争对日本向海外出兵的想法起了激励作用。战争结束后，日本便派现代化扫雷舰艇去科威特扫雷。1992年6月，日本参、众两院又强行通过了颇有争议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随后向柬埔寨等国派出了维和部队。这项有悖于日本和平宪法法案的通过，必将引起日本战后在宪法体制、安全保障及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标志着日本进入军事大国的转折期。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以上几项战略措施的实施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争取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加快了“入常”速度，早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目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以上做法又势必引起亚太各国的警觉甚至反感，从而对日本做政治大国起到牵制作用，日本通向政治大国之路并不平坦。另外，日本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展开与中国在东海的领土和资源之争，也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表现。
特别指出的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发生大爆炸，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和社会后遗症难以计算，给周边国家带来的核辐射影响，对日本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