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玄学对艺术和美学的影响
从艺术和美学方面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和美学自觉的时代。这时不仅产生了一批很有美学理论价值的着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而且美学家也在这些着作中提出了一批着名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如气、妙、神、风骨、隐秀、得意忘象、声无哀乐、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等，这一切无不是受魏晋玄学的影响所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美学自觉就是在魏晋玄学的启发下发生的。
我国现代着名美学家宗白华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过概括描述：“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使人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但不同于“文艺复兴”所表现的“浓郁的、华贵的、壮丽的”美，魏晋人“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宗白华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魏晋时代“清谈”之风，魏晋玄学家提出的“得意忘象”理论（王弼）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嵇康）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和美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成为魏晋南北朝艺术和美学的灵魂。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魏晋玄学的“任自然”和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的影响下，对人物的品评由具体转为抽象，从实用、道德角度的审视转为超功利的审美的评价。
魏晋时代，士大夫中盛行人物品评之风。这时的人物品评已不再像东汉那样注重人物的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南朝人刘义庆（403-444年）在他编撰的记述汉末至晋代士大夫言行、反映其审美情趣与审美风尚的散文集《世说新语》中，对人物的品评多用于诸如“谡谡如劲松下风”，“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等语言来形容。这样的人物品评显然是审美的，而不是实用的、道德的，而且这种审美是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松下风”、“春月柳”、“朝霞”、“游云”等自然物之美来比喻人物美。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常常用自然美来形容人的风采，其中以曹植的《洛神赋》最为着名。这反映出人们审美观念的很大变化。同样，关于绘画所应表现的人物内涵，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认为是“传神写照”。他画人物长年不点其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蚩本无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认为画人物要想传神，不在于着眼整个自然形体，而在于注重人的眼睛这一关键部位。他所说的“神”，不是一般的精神或一个人的道德学问，而是一个人的风神、风韵、风姿神貌，即一个人内在的个性和生活情调。这与当时在玄学影响下追求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形迹的“魏晋风度”和人物品评风气有密切关系。
第二，人物品评角度的变化，对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发生重大影响，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功能看法的变化。
人们不再强调艺术的政教、实用功能，而开始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具体说来，自然美与艺术美联系起来，自然美被自觉用来形容艺术美，进行艺术欣赏与评论。如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
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
师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
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约468-518年）在《诗品》中说谢灵运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浓草”。这种借助自然物之美来对书法、诗进行艺术评论，反映出自然美不仅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它在人们心目中高于艺术美。这种落脚于自然的美学，是与魏晋玄学强调“任自然”、“超越”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的。
第三，在魏晋“清谈”之风和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得意忘象”思想影响下，魏晋士大夫文人对自然、人生、艺术的态度，往往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往往突破有限的物象，追求一种玄远、玄妙的境界，以感受和领悟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东西——“道”。因此，这时的艺术和美学是富有哲学韵涵的艺术和美学。
在魏晋玄学中，王弼的“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的哲学认识论命题对当时及后来艺术与美学的影响最为显着。“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不仅是哲学命题，同时也是美学命题。
它启发人们认识到，审美观照往往表现为对有限物象和概念的超越；但它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要延伸向具体物象背后的无限宇宙、人生，要把握体现其根本的本体——“道”。南朝山水画家宗炳（375-443年）提出的“澄怀味象”、“以澄观道”，即以澄明虚静的心情欣赏体味审美对象，对“道”以审美观照，就是这种认识的理论反映。同样，东晋着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年）在《饮酒二十首》之四中所表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意境，更是鲜明地反映出“得意忘象”的影响。他用“得意忘言”来说明审美观照的特点，即在审美观照中，当捕捉到某种深远意趣的刹那间，人们往往摆脱概念的束缚，处于一种“忘言”的境界。
在艺术评论、欣赏中，“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对后来艺术评论家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中国传统的文艺欣赏、评论，最喜欢谈的“诗情画意”、“韵味”、“境界”等，都不是从表面形象上所能领略会悟到的，也不是语言可以明晰表达的，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文艺评论家往往反对用具体的形象拘泥限制审美对象所反映的“真美”、“真意”。如钟嵘在《诗品》序中评论诗歌时，就批评王融、沈约等倡导声律论是“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1813-1881年）在《艺概》中说：“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这些不同时代的诗人、评论家的评述，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即艺术形式美不应突出自己，而应否定自己，这样才能使艺术整体美的形象突出表现出来。近代美学家王国维提出的“古雅”概念与“优美及宏壮”的相合关系，同样与王弼的“得意在忘象”、“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的命题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魏晋玄学对中国艺术和美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正是由于魏晋玄学对“名教”背后的“自然”、“道”、“本性”的追寻，使当时及后世的文人在人生、艺术上追求一种玄远幽深的境界；正是在“得意忘象”、“得意忘言”认识方法论影响下，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才形成了以表现主义为主的鲜明特色和传统。
思考题
1.什么是玄学？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点是什么？
2.王弼和郭象的玄学思想有何区别？他们的历史地位怎样？
3.试述玄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4.玄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哪几个？其代表人物和他们的观点怎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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