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
这样就把认识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从而涉及知与行的关系。他们把认识分为“闻见之知”（通过感官的“闻”与“见”得来的知识）和“德性之知”（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而获得的更高境界，是对天理的认识，带有先验性），认为“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闻见”。这就贬低了感性认识，抬高了先验认识，进而颠倒了知与行的关系。二程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是指导“行”的。
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但由此夸大“知”的作用，认为“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们不吃毒物，不蹈水火，不是由于实践的结果，而是由于先验之知，所以他们提出“以识为本，行次焉”的结论。
二程的认识论在总体上体现了唯心主义倾向，但在认识方法上，程颐承认了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一物一物地去认识，然后才可豁然贯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唯物主义因素，认识事物须有一过程，这都是合理的一面。此外，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二程看到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这在哲学上是一大进步。他们所说的“行”更多的是指对封建道德的践行，把认识论与伦理观联系在一起考察，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对伦理问题探讨的新思路。如果说魏晋玄学把宇宙生成论引向更深一步的宇宙本体论，那么宋明理学则是将认识问题伦理化、伦理问题本体化。
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哲学思想
（一）朱熹生平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着名哲学家、教育家、理学之集大成者。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但由于生于福建，后人称他的学说为“闽学”。他早年跟随其父学习。14岁父亲死后又跟随别人学习儒、道之书，30岁时从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1093-1163年），此时其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并开始专门研究儒学思想，特别是经学，从义理方面整理儒学思想。他认为过去所学的佛氏之说，漏洞百出，通过李侗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并使理学达到最高成就。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封建社会博学的学者之一，也是继孔子之后，在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深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的着作颇多，主要由他的弟子编辑整理，如《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大全》、《四书集注》等，其中《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统治者指定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的注解，被认为是正统观点的标准答案。孔子学说经朱熹注解，被涂上了一层理学家所倡导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僧侣主义的色彩。在教育方面，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时所制定的一套讲学制度，对宋明时代的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政治上，朱熹年轻时主张南宋与金相抗衡，是主战派，此时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晚年逐步由主战派转向主和妥协派。
（二）“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北宋以后，理气关系问题成为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争论的角度不同，涉及的方面也不同，或涉及世界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或涉及物质与规律的关系问题，这时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很难截然分开。二程对本体论问题讨论很少，而朱熹则通过理气关系之辩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以“理”为根本的一元论思想。
与二程一样，朱熹也把“理”作为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但同时又吸取了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朱熹所说的“理”的含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他从“理”与“气”的关系这一角度，论述了“理”的地位，赋予“理”以本体意义。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必须有“理”也有“气”。“理”是超越具体事物形态之上的东西，是一物生成的根据和本原；“气”是构成具体事物的物质形态，是一物生成的材料。
朱熹也把“理”看成是“无极”或“太极”。他说：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纽之义。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由此可见，“太极”与“理”的含义是相通的，“理”的全体，就是“太极”；“太极”是指最根本的“理”，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产生万物之根源。
其次，在朱熹看来，“理”是脱离了自然界和人，并先于自然界和人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朱熹在其着作中多次表述过“理”是超乎形器的“形而上者”的思想。他说：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
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形而上的“理”是无形无影的，形而下的“器”是有形有状的。正由于此，所以“理”是超感觉、难以被认识的，即“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这样“事物”和“理”便割裂开来，“理”成为脱离物质而不能被感知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理是虚底事物”。尽管“理”是形而上的超感觉的，然而“理”弥漫宇宙，无所不在，“无所适而不在”，它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着，是“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这样，朱熹的“理”便成为超时空的存在物，一种脱离了自然界和人的绝对精神。
朱熹还对形而上的“理”（太极）与形而下的“气”的关系，从万物生成论角度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理”与“气”是相依不离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与气虽然相互依存，但二者又不是平行对等关系，而是有主从之分的。朱熹明确表述：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
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
如果从事物构成角度说，“理”与“气”无主从先后之分，但要追寻事物产生根源，从本体论来看，是先有“理”而后有“气”。所以他说：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在朱熹看来，既然“气”是构成具体事物的物质材料，那么，他对具体的事物与理的关系的探讨与回答表现在他的“理一分殊”的命题之中。这一命题实际上涉及“一”和“多”、一般和个别的哲学问题。他说：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即事即物，便要见得此理。
“事事物物”是指具体的个别事物，它有形迹，故为“可见”；然而其背后支撑其存在的“理”，却是无“形迹”的一般，因此“难知”。一般与个别虽有差别，但一般的“理”并不是离开个别的具体事物而存在，而是“即事即物”，寓于个别之中的。朱熹继承程颐“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万物总归为“一理”，各事物又具有各自的“理”——“分殊”，各事物的“理”是一个根本之“理”的体现。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而“理”又叫“太极”，“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根，“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支干，又分而生花叶，生生不穷”。所以“理”（太极）派生出的物是形形色色的，万物之“理”本是一个，但在与形体结合时，就有了“分殊”。这种关系不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是体现在具体事物中包容着一个完整的“太极”的关系。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说明这种“理一分殊”的关系。他认为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相当于“理一”），但在河川江湖中，每一处水面都有一个完整的月亮（这就是“分殊”），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
他的这种观点与佛教华严宗“一理一切”和禅宗“一法遍含一切法”观点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朱熹的思想中，佛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和影响。
从政治上说，“理一分殊”思想是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作辩护和论证的。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作为一般的“理”在不同事物中的表现（用）是不同的，这就是一般和万理的关系。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就要按不同地位所应遵循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这样才可遵守一个共同的标准，即封建伦理道德。
从哲学思维上看，“理一分殊”是“理为气本”思想的发展，它把虚构之“理”、“太极”视为僵死不变的东西，并将之安置于每个具体事物中，作为每个具体事物存在的依据。这看到了在差别的背后存在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但最终又强调“理”为主，强调“理”的完整性而否认了客观的差别性。“理一分殊”的“殊”不是指事物本质之差别，而是指事物外在形式、数量、场所等的差别。
（三）“理主动静”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作为万物产生根源的“理”，在朱熹看来，同样也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他吸取周敦颐“太极说”中关于阴阳动静的唯心主义思辨内容和二程“义理之学”中“无独必有对”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理主动静”的运动变化观。
首先，“太极”本身就包含动静之理，通过阴阳交错表现出来。他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而太极之静”。朱熹又进一步解释太极之所以能“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在于有“动之理”和“静之理”。
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
所以在朱熹看来，“太极”所以有动静是因为有动静之“理”存在，也正由于这个“理”，动静才表现为阴阳；而“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它是具体的有形态的事物。由此可见，朱熹的思想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太极”本身就包含着动静之“理”，正是这“理”表现为阴阳而主宰着一切事物的变化，所以他又明确表述：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即“理为气之主”。
其次，“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熹在论述仁、义、理、智四种道德原则时，曾将之加到自然界上，赋予自然界以道德属性，从而继承和阐述了程颐提出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思想。他说：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
朱熹又进一步解释说：“动静无端”，盖此亦是且自那动处说起，若论着动以前又有静，静以前又有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动而静，静而动，辟阖往来，更无休息。
这就是说，动与静、阴和阳是无开端、无起始点的，“动”以前有“静”，“静”以前有“动”，二者互为根本，处于不断的循环变化之中，永无休止。朱熹看到运动是无限的过程，肯定了运动的永恒性，这是正确合理的。但是他又将真理向前引申一步，把运动变化看成是往来辟阖，循环不已的，将运动引向了循环论，从而走向谬误。
最后，分阴分阳，相反相成。朱熹根据二程“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的说法，提出了天下之理包含阴阳、动静这种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两个方面的思想。他说：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
五行具……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
在朱熹看来，太极本身就有动静之分、阴阳之别，在动静、阴阳的交错变化中，才有了具体事物（两仪、五行、四时）的对立存在。他针对“对是物也，理安得有对”的疑问回答道：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当如此。如天生之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这对处不是理对，其所以有对者，是理合当恁地。
朱熹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存在和相互渗透，一方的存在必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包含了辩证法因素，这是受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一物两体”的影响所致。但是，在看到事物对立统一关系时，更多强调的是区别与对立，认为对立面永远有其各自的名分地位，不能统一。“分，犹定位耳”，既然分开，表明其地位已经确定，不能再改变。这样就从肯定对立而走向将之凝固、僵化。这也成为后来他用以论证君臣之位不变的理论根据。
（四）“格物穷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朱熹与二程一样，对《大学》中“格物致知”的命题进行了解释，涉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从而将二程以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加以深化和发展。
首先，朱熹在《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中对“格物致知”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