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白居易
唐太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诞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他自己的家里。父母为他取名居易，字乐天，排行第二。他有一个哥哥幼文，在他之后，又添了弟弟行简和幼美，兄弟共四人。他祖籍太原，曾祖白温，移家下（今陕西渭南）。祖父白因在河南做官，便又在河南新郑定居下来。
他的祖父白和父亲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白季庚作过箫山县尉、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一类的小官，长年居官在外。居易的童年是随外祖母和母亲一起度过的。他的母亲除了操持家务外，还亲自执诗书、昼夜教导，培养居易、行简成人。
居易生性聪颖，异于常人，据他说，他六七个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人指“无”字“之”字给他看，他虽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这些话虽不无夸张，却说明了他具有不同凡响的先天秉赋。
他的祖父白好学并善于写文章，工五言诗，有文集十卷。父亲白季庚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常以报国为念。祖、父两辈都官阶不高、正直好文。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居易从小就好学苦读，熟知儒家学说。再加上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生活，这对他以后思想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成为他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从来谈白居易生平的人，都喜欢根据他自己叙述以及别人记载的话，说他小时候如何聪明绝顶，五六岁便学写诗，九岁便懂得辨别声韵。这当然也是事实。
但更重要的，他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诗人，是由于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使得他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加之在十几岁时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接触了社会上各个方面，增加了感性知识，深刻认识他所处的是怎样一个苦难重重的时代。
十五岁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一首绝句：
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
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
又有《江楼望归》五律。自注云：“时避难在越中。”诗中有“道路通荒服，田园隔虏尘”之句，以“虏尘”指责军阀的作乱，可以说明他内心的痛恨。
徐州战乱之后，他又一度回徐，有《乱后过流沟寺》一绝，起首二句是：“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他早年就饱经患难，对于当时政治混乱、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有莫大的感慨，这对于他后来创作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有一定的影响。他有一首七律，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他家庭分散的情况也可反映出当时社会不安的程度。“时难年荒”和“骨肉流离”应该是非常普遍而为所有人民都痛心疾首的事，决不止是白居易一家一姓的伤感啊！
唐德宗贞元三年，白居易刚满十六岁，已经写出不少值得永久传诵的好诗。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首五律：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据说年轻的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一卷诗送给当时的名士顾况去看。顾况起初很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一眼觑到诗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时，便开玩笑地说道：“长安的米价很贵，要‘居’下去是很不容‘易’的呀！”等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之后，立刻改变了口气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居亦不难了！”
贞元五年，居易到了长安，正月十二日，诏定“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试作了一篇《中和节颂》。他又带着自己的诗作去见着作郎顾况。顾况见他年纪轻轻，稚气未脱，便指着他的名字“居易”二字笑道：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翻阅他的诗稿，谈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时，才感叹地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时光荏苒，居易离家已经六年，经过六年的漫游，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
贞元六年的年底，十九岁的居易回到徐州符离桥家中。符离是个清幽恬静的小城，比起秀丽的江南，别有一番宜人的情趣，特别是小城附近的陴湖，夏季一到，碧波粼粼，白鸥翩翩，使居易的心情平静而愉快。
贞元八年，白季庚由衢州别驾改除襄州别驾。这一年，小弟弟幼美病亡，符离家中笼罩着一片凄凉的气氛，居易陪着伤心的母亲来到襄阳父亲的任所，他便在那里继续攻读。可是只过了两年，父亲也病故了，享年六十六岁。他只好又护送家人返回符离，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丁忧生活。这些时候，他心情沉重，忧心忡忡，弟兄们守礼在家，母子们孤苦伶仃，只能靠作浮梁县主簿的长兄幼文一点微薄的俸禄养活全家。自己已经二十出头了，仍然没有功名，是个白丁，前途未卜，他的心情凄苦、焦急又无可奈何。
为了生活，也为了前程，他不能长期留在符离。守父亲丁忧除服之后，他不得不离家出游离开湘灵。
他首先把母亲送到洛阳，然后南下，先去看望居官溧水的叔父白季康，就在那里参加了乡试，这是他求取功名的第一步。中的之后，获得了参加州试的资格，他赶紧到浮梁探望长兄幼文。幼文官卑位低，俸禄微薄，念老母在堂，令居易负米还乡，归养老母幼弟。
居易负米还乡后，不顾旅途劳顿，又匆匆奔往宣州，参加“州试”。他深感漂泊之苦，写诗感叹：“时艰年荒世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他抓住“离散”这个关键，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也抒发了家庭的不幸给他带来的沧桑之感。
州试的试题是一赋一诗，赋题是《射中正鹄赋》，诗题是《窗中列远岫》，都是一些文字游戏。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人中，他结识了后来牛党的重要人物杨虞卿。
居易被宣州刺史崔衍录取了。州试中的就获得了参加考取进士的资格。考试一结束他便先往洛阳探视老母，然后奔赴长安。从贞元十五年初冬到贞元十六年春天，他在长安等候参加进士考试。临进考试，他心情紧张，唯恐落第。因为从少年时期起就深藏在心中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在此一举了。怀着忐忑不安、疑虑重重的心情，他参加了进士考试。后来写诗叹道：“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这时候，他刚刚进入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之前，居易走过了漫长的、困顿曲折的生活道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也忍受了诸多的痛苦，漂泊流离，无以为家。苦难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下层社会，了解到民间的疾苦和朝政的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朝政的弊端正是人民痛苦的根源。饱读经书使他领会到了儒家的先王之道，加上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他自幼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使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世界观。他热切地期望通过科举侧身仕宦之途，从而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
二、白居易在长安
唐朝科举制度，由各地掌管贡举的地方官选送学子到长安去应考。白居易是北方人，却由南方的地方官选送他上京去应考。由于崔衍很赏识他，便选拔他为应贡的进士。贞元十六年二月他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之下，考取第四名进士。
考的题目是《性习相远近赋》和《玉水记方流诗》。考取进士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这时居易虽然已经二十九岁了，但在考取进士的十七人中，他还算是最年轻的。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记载白居易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唐代考取进士的照例要在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下题名，表示荣耀。
他有一诗，叙述这一时期的得意心情：
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
他对于崔衍的推荐和高郢的赏识十分感激，他的诗中有“会有答恩时”，以及“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等句，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如何的激动。
对于所谓“座主”、“恩师”之所以要如此感激，这固然是唐代的封建道德有以使然，但白居易不恃才傲物、尊重别人对自己的好处，也足以说明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和一般浮薄轻佻、忘恩负义者有所不同。
从这时起，到贞元十九年参加拔萃科考试，有近两年的时间。他在洛阳没有久停，便到宣城去拜谢崔衍的“贡举”之恩，顺便到当涂去凭吊了李白之墓，再到浮梁长兄幼文的任所，住到九月，才回到符离。唐代规矩，进士及第后还须再经吏部考试，试判三条，叫做拔萃。考试合格，才能授官。为了迎接拔萃科考试，他不敢稍稍松懈，抓紧时间，埋头读书。
秋天将尽，居易为了参加拔萃科考试，又要离家远行。他辗转来到长安后于第二年三月，参加了书判拔萃科考试。由吏部侍郎郑瑜领选部，裴考词判。这次考试的考官守正无私，皆务才实，白居易与元稹等八人同时及第，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对他来说，最使他高兴的是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志同道合的元稹。
其后来成为白居易生平友好中交谊最笃始终不渝的朋友。
在长安任校书郎的日子，他的交游渐广，结识了不少朋友，除了同时登第的元稹等友人外，还有李建、柳宗元、刘禹锡、李绅等。这些人在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和诗歌创作活动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皇帝病故，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改元永贞。顺宗得了风疾，不能讲话。王、王叔文用事，结纳有志之士如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进行改革，打击藩镇势力，夺回宦官兵权，这就是有名的“永贞革新”。
但士族官僚势力也很快地结合起来，压制了这一刚刚露头的革新运动。
居易官职卑微，没有能够参与这场变革，不过支持革新的态度是鲜明的。
元和元年三月末，居易任校书郎期满，决定应制举考试。制举就是皇帝亲自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试策。所谓“策”就是回答皇帝的“问”。皇帝所问的都是当时的时政问题，通过“策”可以看出被试人的才干。因此，居易迁到永崇里的华阳观，与元稹一道，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那里绿苔侵阶，环境幽静，在此期间，他二人不仅思想上、学识上都有所增进，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居易写成“策林”七十五篇。
他回想起自己在漂泊、穷困、苦闷中度的青少年时代。父亲为官清正，职位卑微。家庭生活贫寒，经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他在《秋暮西归途中抒情》诗中写道：“马瘦衣裳破，别家已三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这一段生活使他接近了人民，真实而具体地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感情上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多年来，在数不清的事件中，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百姓太苦，作官的太贪，而且麻木不仁，奢侈糜费，这是一个应当改变的不合理现象。要使百姓得以温饱，只有皇帝，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才有无限的威力和权力，可以改变这一切。他很同意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主张，所以在“策林”里，他对政治、刑罚、外交、军制、吏治、经济、风俗各个方面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通过神圣的皇帝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常说：“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所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阶于兴。”
“达则兼济天下”，是他自幼读书立下的志向，一个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百姓做点好事，空有满腹学问，徒抱济世之才，只不过虚度岁月而已。他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在朝为官，一定要协助皇帝好好地治理天下，解救受苦的百姓。
考试结束了，他和元稹同时中选。元稹被任命为左拾遗：而他，由于出言过直，却被任命为京兆府的辖县周至县尉。
周至县在长安西南一百三十里处，县城就在终南山下。设县尉二人，为正九品下。具体的公务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就是皇帝派出的差科头，向人民征讨赋税，只要老百姓缴不上赋税，就可以用刑具鞭打。
白居易希望跻身仕途能有所作为，从而兼济天下，没想到县尉的公务是如此残暴，这使他异常厌恶。催讨赋税和鞭挞百姓的痛苦常常充溢于心头，使他不堪忍受。但是身负王命，亦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冬天十二月里，白居易被任命为县尉，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偶然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劝白居易把它写成诗，后来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
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陈鸿的话可以证明《长恨歌传》不是真实的传记，而是虚构的传奇。白居易的诗当然也不能例外，虚构的成分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