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主张以及他对文学艺术的看法都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王安石就用它作为与传统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的尖锐武器。他在整个变法革新的过程中，用这一武器扫除重重思想障碍，直接驳斥了司马光诸人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打退传统保守势力一次次的猛烈进攻。那么，什么叫做“天变不足畏”呢？这得从孔孟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的理解谈起。孔孟及其门徒认为水灾旱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事变有着必然联系，胡说什么“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完全是汉儒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翻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便利用这谬论来欺骗愚弄广大人民，以巩固封建政权。早在战国时期，进步思想家苟况就在他的《天论》一文中对天变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常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这种对自然现象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发展到王安石，便成为“天变不足畏”的思想体系。王安石一直坚持“天人不相干，虽有灾异不足畏”的观点，认为国家兴亡，君王好坏与自然界发生的天灾毫无关系，并指出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地面上的山川丘陵，万物之形，都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现象，人们是可以认识的。譬如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月初七至十九，彗星出轸。神宗皇帝下一道手诏说：比年以来，灾异数见，山崩地震，旱相仍，变尤大者。自惟浅昧，敢不惧焉。王安石解释手诏中提到的现象说：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人道迩，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
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他指出自然界的现象与社会人事是不相关的，应该相信人事，而不要迷信灾异，有些现象只是一种偶合，不足为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安石还是一个无神论者。
王安石则认为一切事物无不在发展和变化之中，陈旧的腐朽的种种制度、规则都应该加以改革、淘汰，没有必要来奉守或取法。王安石这种观点和思想在保守派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大臣文彦博就向神宗皇帝说：“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足见保守与革新派之间的对抗是很尖锐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哲学思想并不是想推翻旧制度、旧风习，进行什么革命，而是想用革新的方法来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避免这些特权和利益过分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手中。
至于“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朝廷上下的言谈议论没有什么可怕。王安石对那些得过且过的守旧人物一向是深恶痛绝的。这些人重弹的“敬天法祖”的陈词滥调，在王安石看来统统是不足恤的。总之，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和“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成为王安石哲学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所谓道的问题。他在《老子注》中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这里提到“道”的本体就是物质性的元气，道之用是指冲气的运行。所谓冲气即是元气所生的。王安石说：“道者天也，万物之所自生。”那么照他的解释，所谓道便是天，便是自然。世界万物都由道——自然分化为阴阳，说得具体些，万物即由水，火，木，金，土等所组成。王安石在《洪传》里说“五行，天之所以命万物者也”，“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是故谓之行”。王安石相信各种元素在天地间不断运动，就构成了万物。王安石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在当时远远胜过司马光和二程等理学家的哲学观。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就是以上述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但是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如他在《洪传》里提到“貌，言，视，听，思”，“五事以思为主”。这就是说，在感觉与思维的关系上，他又认为思维是主要的，这是唯心主义观点。而在学习与求知方面，他阐述感觉与思维关系之重要外，却又强调调查研究，“论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安石不仅主张多读书，而且劝人家多接近劳动人民，直到“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他在《洪传》中说：“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等等，无不是相互矛盾的对立物。在唯心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北宋社会中，王安石能够坚持他的朴素唯物的辩证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哲学思想也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北宋王朝的统治思想。众所周知，王安石原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而且深受韩、荀、杨、墨的影响。后来与北宋的仕途失意的文人一样都堕入释道哲学思想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