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馀皇舟”是吴国的战船，很大的战船，名叫“馀皇”。吴人善于水战，它的船也很有特色，而且棹子很大。“馀皇”是里头最大的船，像旗舰一样的大船，在长岸战役中被楚人夺走了，楚人夺走了这条战船，大概楚人不会水战，也不会用“馀皇”这样的大船，所以把它弄到岸边，派了许多人去看守，并且环饶着这条船挖深沟，用碳填满，并摆开阵势，怕吴国人来夺回去。吴公子光对部下说，馀皇舟丢了，不但是我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所以要拼死夺回来。他就派了三个身高力壮的人埋伏在船旁边，连喊三次“馀皇”这个名字，埋伏的人都回答了，楚人去杀这三个人，公子光乘机冲上去，把楚人打败，夺回馀皇舟。公子光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军事上，公子光有出色的才干，我们看他未即位时指挥的鸡父之战：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唯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乘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昭公二十三年）
公子光对楚国及其盟国关系的分析，作战计策的制定，都体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阖庐早就有篡位夺权的野心，伍子胥（伍员）也早就洞察其“将有他志”，因此为他养了侠士设诸。几年之后，阖庐便用设诸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君位。不过即位之后，他倒能认识到国内安民治乱的重要，能“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因此“民不疲劳，死知不旷”，吴国的国力很快强盛起来。
吴国自寿梦开始，就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只是由于晋国的拉拢，一时无法与中原诸侯抗衡。楚国是它的西邻，到春秋末期，楚国内部的纷乱不安定，使之国势日削。阖庐即位之后，善纳人谋，时时准备伐楚，并终于在定公四年攻入郢都：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昭公三十年）
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
……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
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
五战及郢。己卯，楚子（昭王）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定公四年）
阖庐重用从楚国逃亡来吴的伍员，又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因此在柏举一战，打败楚国，进占郢都，终于了却了他的夙愿，并且在诸侯之中称霸一时。
概括起来说，作者描写的雄主这一系列人物，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这些能够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定功业的国君霸主，大都能对所处的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春秋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称霸、政出多门、大夫擅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争夺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他们都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头脑，敏锐的目光及果断的行动，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在争夺中谋崛起，在分裂中图霸权。如郑庄公，在春秋初年利用郑国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郑武公以大军保护周平王东迁有功，为周王卿士），控制住王室这张王牌，号令诸侯，横行中原。此后，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等人，都是看准中原霸业衰歇的有利时机，暴兴于诸侯之中。哪怕是宋襄公，也做了几天图霸的美梦。宋襄公算不上明君，却也同样是个时代的产儿。宋国是殷商遗裔，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中等国家，一直积弱不振。其主要原因，是宋国宗法制度稳固，强宗大族擅权，政治上因循守旧、积重难返。宋国本没有争霸的条件，只因当时“齐桓既没，晋文未兴”，宋襄公在僖公九年即位之后，连续几年侵伐小国取得了一些胜利，促成了他的争霸野心，欲跻身霸主之列。但他是徒有霸心而无霸术。僖公二十一年鹿上之会，他想求楚人帮助他召集当时的小国，结果自己反被楚人所执，为楚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自认为宋国是“亡国之余”，因此在泓之战时以“不鼓不成列”来显示他的“君子仁德”，以此来弥补他的“德有所阙”，结果只能落下个身败名裂的结局。这就是时代的风云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愚蠢可笑的人物。时代能造就英雄，但又要依靠英雄个人素质的高下与对机遇的把握。在众多的霸主之中，有不少人是经过激烈的夺权斗争才登上国君的宝座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等。或许因为经历了创业之艰难，所以他们一旦登上历史舞台，便能在复杂的斗争中抓住机遇，准确地把握着形势发展的潮流，掌握着时代导向的航标，巧妙地利用政治风云的助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其次，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他们都有比较明确的民本思想，知道重民、养民、爱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因此能内修国政，励精图治，安抚百姓，视民如子。作者尤其详细地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晋悼公等人物改革弊政，恤民治国的史事。他们一系列抚民利民的措施，使国家安定，国力强盛，因此具备了扩张称霸的基础。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上帝鬼神的虚幻与不可靠，成功的获取，在于国力的强大，民心的归附。这些，无疑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思想，也是他们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思想力量。
第三，他们大都能择善使能，重用贤才。齐桓公之用管仲，秦穆公“举人之周”、“与人壹”，已成为历史上选贤使能的佳话。晋文公霸业显赫，其成就似乎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手下的狐偃、赵衰、先轸等一大批贤臣，他是以知人善任成就功业。春秋时期，“楚材晋用”、“晋材楚用”，正是国君择才善任的结果。这种现象至战国遂蔚然成风。
另外，这些人物在性格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正如孔子所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其实，“谲而不正”是霸主们的共同特征。就以齐桓公为例。闵公元年，齐桓公派仲孙湫省鲁难，仲孙湫回国后，齐桓公即问：“鲁可取乎？”本来省鲁难是要慰问鲁国的灾难，可是仲孙湫回来，齐桓公并不问鲁难如何，却问“鲁国可以攻占吗”？可见省鲁难是假，觊觎鲁国是真。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而齐桓公在盟会上下拜受胙的闹剧表演，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再如楚庄王，虽然号称仁德之君，但是宣公十三年他派申舟聘齐，故意不假道于宋而诱使宋国杀死申舟，以取得伐宋的借口。以上这些，何尝是“正”？相反的，宋襄公可谓“正”矣：“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不但使他为楚国所败，甚至连性命也搭上了。所以，“谲而不正”是激烈的争霸斗争的必然产物，是政治斗争环境中铸造出来的性格。
二、贤臣
贤臣这一层次的人物，除冯李骅所说的子产外，还有晏婴、叔向、赵盾等人物。《左传》中的贤臣，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他们虽是辅弼之臣，却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皇权极端集权化之后的辅臣，只能做些谏议疏导、补苴罅漏的工作。他们一旦登台执政，便以一身任一国之安危，决定和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他们虽处于辅臣之位，却有雄主之才、霸主之略。其代表，可推管仲和子产。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彪炳千秋。可是在《左传》中，管仲的事迹写得并不详细，冯李骅说《左传》前半出色写一管仲，此话并不准确。然而后半的子产，确实写得光彩照人。
子产是郑国的名臣。子产当政之时，正是春秋后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时代。郑国，经过春秋初期“小霸”的强盛之后，此时走向衰落。在外部，郑国南有强楚，北有晋霸，亲晋则楚怨，附楚则晋讨，左右为难；内部，“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同样面临着困境。子产执政，亦可谓受任于危难之际。子产上台后，首先是大胆地进行内政的改革：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襄公三十年）
这一段话，是说子产把城市乡村、上下尊卑和田地都治理得很好，比如说前面举的丰卷、子张，都是郑国的大族。子产对于这些大族的处理是妥当而严肃的，对卿大夫忠诚和骄奢的分别加以处理。子产执政的头一年，人们还不理解他，甚至要杀死他，但三年之后，人们都称颂他了。所以，这是子产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郑国从动乱走向安定，包括对国外的危机和国内的混乱，逐步走向了安定。子产的改革，总要受到守旧派的反对和国人的误解，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左传》写子产在惩罚丰卷和公孙黑与公孙楚等大族的问题上，表现出子产的策略，解决了“族大宠多”的痼疾，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像“作丘赋”、“铸刑书”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子产都不顾郑国保守势力的反对，坚持到底，终于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提高了郑国的国力。子产铸刑书，将法令条文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布法令条文，其意义不但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明令法制，而且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子产执政的另一特点是知人善任，又有较清醒的民本思想。《左传》中记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襄公三十一年）
择善使能，量才而用，又不毁乡校，充分倾听下层的意见，这些都是子产治政成功的重要因素。
子产的外交才能也是非常出色的。子产在外交上虽采取依附晋国的策略，但又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反抗强权的斗争。襄公二十二年，子产朝晋，历论晋、郑两国之间的关系，郑国对晋霸的一贯态度以及郑国曾经服楚的原因，表明了郑国对于晋霸既愿归服又不屈从媚事的态度。这是子产掌握的郑、晋邦交的基本准则。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捷于晋，晋人责问伐陈之事，带着极大的挑衅性，子产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辞。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