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作者对《春秋》的评价，代表着当时人对历史散文创作的理论规范。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又进一步申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杜预将“微而显”五项细加申述，称之为“五例”（参见第七章第二节）。钱钟书先生认为：“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管锥编》，第一册，页一六二）“微而显”四项，属修辞学方面的特点，“惩恶劝善”，指的是社会功用。就修辞要求的四项说，作者认为《春秋》的记述，言辞简洁而意义显明，善于记述而含蓄深远，婉转屈曲而能顺理成章，穷尽其事而无所歪曲。这四项八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亦如钱钟书所说：“‘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同上引）不过以《左传》本身的特点看，左氏更重的似乎是“显”、“志”、“成章”和“尽”。将《左传》与《春秋》相较，距离“五例”的要求，左氏实更为切近。诚如钱钟书所说：“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于此。”“较之左氏之记载，《春秋》洵为‘断烂朝报’，征之《公》、《穀》之阐解，《春秋》复似迂曲隐谶。乌睹所谓‘显’、‘志’、‘辨’、‘成章’、‘尽’、‘情见乎辞’哉？”（同上引）
“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与春秋时期讲实用重功利的观念是一致的。“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劝惩”的作用是巨大的。以《春秋》、《左传》为例，《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鲁庄公如齐观社，《春秋》直书其事，左氏进而责之“非礼也”（庄公二十三年）。所谓“善志”，即在敢于彰善瘅恶。因此司马迁评论说：“夫《春秋》（兼指《春秋》经、传），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惩恶劝善，史家之责不可谓重大矣，自此以后，惩恶劝善的目的，不但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而且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与审美特质。
对于“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的“五例”，我们不应把它割裂来看，而应视为一个整体。它体现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史传文学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要求。作为载笔之体，要求将细密与显明、简洁与含蓄、委婉与流畅、质朴与真实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些已涉及对历史著作结构、布局、剪裁、取舍、叙述、文字、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美学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必须符合“实录”与“劝惩”的原则。把“真实之美”与“文采之美”结合起来，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就是历史著作应具有的审美境界。
四、文体概念的萌芽
古人认为，文章之体，起于《五经》（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文心雕龙·宗经篇》论各体文章之始，皆举《五经》为其根源。真德秀分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门，则选《左传》、《国语》为其正宗。所以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行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传》，已包含有众多文体样式的萌芽，并有若干有关文体的论述，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对于文体概念的认识。
《左传》著述宏富，众体赅备。据笔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左传》之例者多达三十余处，涉及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有的与刘勰所论之文体尚未完全吻合，刘称之为“变体”，但已可以看出该体之雏形。宋人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亦加以概括说：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如周襄王命重耳（僖二十八年），周灵王命齐侯环（襄十四年）是也。二曰“誓”，谨而严，如晋赵简子誓伐郑（哀二年）是也。三曰“盟”，约而信，如亳城北之盟（哀十一年）是也。四曰“祷”，切而悫，如晋荀偃祷河（襄十八年），蒯聩战祷于铁（哀二年）是也。五曰“谏”，和而直，如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郜鼎（桓二年）是也。六曰“让”，辩而正，如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颍（昭九年）是也。七曰“书”，达而法，如子产与范宣子书（襄二十四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昭六年）是也。八曰“对”，美而敏，如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二十五年）是也。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陈骙归为八体，并总结各体的特点，其实除刘勰、陈骙所列举概括的各体之外，还可以补充举出一些。如晏子之论“和同”，叔孙豹之论“三不朽”，属于论辩体；王子朝告诸侯，属于诏令体；《左传》所录的许多古谣民谚，即谣谚体，又具有骈俪体的特点。有的体式，乃属首见或首创，如鲁哀公孔子诔（哀公十六年），是留存下来的最早的诔文。（《礼记·檀弓上》记鲁庄公诔御者，惜诔文无传焉。）还无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宣公十二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哀公十三年），为最早见到的隐语。公孙夏命其徒所唱的“虞殡”之歌，则是最早的挽歌。而《左传》中多次出现的“君子曰”、“君子谓”，更是开了后代史书论赞体的先河。可以说，春秋时期文体分类已初步萌蘖。如此众多的文体有赖于《左传》的存录，为后世文体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上面所述文体，多属于六朝人所谓“笔”（无韵文）的一类。作为“文”（有韵文）的一类，主要在诗体方面。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左传》中的诗，包括“歌”、“谣”、“杂辞”、“诗”、“逸诗”、“古谚语”几类。可见诗体一区，体裁亦丰富多彩。只是诗在春秋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是庄严的政治教化工具。师旷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也有邵公相类似的论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师旷、邵公的话，本意在说明诗这一文体“补察时政”的作用，以及公卿大夫瞽史百工谏议国君的职责，但是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对诗体概念的区分。在有韵的“文”这一类中，包括“诗”、“曲”、“箴”、“赋”、“诵”等类体裁。身分不同的人，所用的文体一般不同。考之《左传》，大体如此。贵族之作，则称“诗”，称“赋”，如祭公谋父作《祈招诗》（昭公十二年）、郑庄公姜氏之赋（隐公元年）、士之赋（僖公五年）。而下层人民之作，多称“讴”、“谣”、“诵”、“谚”，如宋城者之讴（宣公二年）、舆人之诵（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从内容及风格看，贵族之作，多从容典雅，温柔敦厚，郑庄公之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虽矫情伪饰，却貌似温文尔雅。庶人百工之作，则辞浅会俗，诙谐尖刻，如《宋城者讴》：“晘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野人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定公十四年）前者刺华元，后者刺南子与宋朝，皆入木三分。春秋时期对上述各类诗体的“囿别区分”尚处于蒙眬阶段，但无疑地影响了后代各体诗的发展和后人对各种不同的体裁的总结与探讨。
《左传》中还有一些涉及文学思想的记载，如“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昭公九年），是关于气、味、言、志关系的论述，认为外界事物之味，使人的气血流通，气血流通，才能意志充实，意志充实，则发口为言，言之运用，便可发布命令。（说到“言”，又是重其实际功用。）“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宣公二年）“服美不称，必以恶终”（襄公二十七年），则表明了人们对文质关系的看法，要求文与质的统一。子产说：“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昭公元年）运用于创作上，即主张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不可操之过急而使“神疲气衰”，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节宣”之论，本之于子产而又加以阐扬。昭公八年师旷论石言时说：“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认为统治阶级滥用民力，民不堪命，必然引起百姓的怨怼。这段话的理论内核，启迪了后世所谓“不平则鸣”的理论的产生。这一些论述，都可以反映出春秋时期的文学思想。总之，《左传》中反映的春秋时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尽管在认识和表达上还不是那么清晰，但已经显示出非常活跃的趋势，对某些问题已进行了有目的的总结与探索，这是非常可喜的。
（第五节 ）《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关系。
先秦时期没有后代的“小说”观念，更没有对小说这一形式的理论揭示和概括。但是，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传文学的创作实绩，却为后世的小说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借鉴。《左传》叙事中的大量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却显示出蕴藏其中的小说因子。而描写人物时，又不乏使用纯小说笔法。我们且来看两个情节描写。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桓公元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昭公元年）
第一个写宋国的华父督垂涎孔父妻的美色，在路上遇到了，贪婪的目光迎过去，还要目送她走远，嘴里还要赞叹着。寥寥几个字，刻画华父督好色嘴脸的确是入木三分。第二个写公孙楚和公孙黑争妻。徐吾犯之妹在楼观上择婿，两男子的表演也写得非常生动。简直就是绝妙的三角恋爱小说。子晳想硬抢别人之妻而动武，自己反而受伤，最后的自嘲掩饰亦不失幽默。这些描写，无论从情节的安排，还是性格的描画，都已经是小说的形态了。
此外，再如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一节，钱钟书先生称之为“纯乎小说笔法”（《管锥编》第一册）；成公十一年“声伯之母”一节（即前举写施氏妇一节），林纾也称其“一支支节节叙之，便近小说”（《左孟庄骚精华录》）；在《左传》中，在非小说的形式中包含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因此，《左传》不但对史传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也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史”的营养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