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又最善于记载历史，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且又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
“史”字的本意，据《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即“史”是右手持中的人。“中”的意思，按照章炳麟的解释：“中，本册之类。”（《章氏丛书·文始》）“中”乃指简册。所以“史”就是指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据唐代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云：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意思是最早的史官之职，除了掌史之外，还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等，所以最早的史官之职，又与巫祝相近。可谓天人之间，诸事务皆管，司职未免繁杂。然而史官一职，自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古代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分工亦日益精细，史官职限缩小，只专门以记载国史为事，其含义，也就与现在所说的史官的概念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的设置。东汉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说文解字叙》）刘知幾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官建置》）传说黄帝之史名曰沮诵、仓颉。其二人，“始作书契，以代结绳”（《晋书·卫恒传》）。黄帝、沮诵、仓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沮诵、仓颉可能就是最早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后人认为董史就是后来晋国的著名史官董狐的先祖。
从辛有到董狐，其间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可见晋国史官设置历史之悠久。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等史籍中可以知道，周代就设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刘知幾甚至还认为：“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史通·史官建置》）内朝女史，专记床笫之私、房中之事，所以像晋献惑乱、骊姬夜泣之事，也能著之竹帛，垂传后世。由此可见史官分工之细。
既然周代史官的设置已如此全备，古者“君举必书”也就完全成为可能之事。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中记载秦赵渑池之会，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缻之后，马上有各自的御史（即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加以记录。由此可见，古代史官已成为天子或国君身旁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臣，无论君国大事、外交盟会、宫廷生活，都是史官所必记之内容。史官的视觉，可以说全方位地审视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古代史官善于捕捉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细节，而历史学家却更注重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史官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哪怕是在科学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代也是如此。《左传》记下晋国史官史墨的话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正因为这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巨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常见的，所以人们更重视总结与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和把握历史与现实、历史和未来的联系。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即是如此。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由总结历史，进而为后代提供充分的历史借鉴，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也就必然成为历代史学家的传统目的。《尚书·召诰》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左传》记载曹刿谏鲁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都表现出一种“以史为鉴”的深沉的历史意识。愈到后代，这种历史意识就愈加鲜明而且强烈。西汉初年，刘邦向陆贾提出：“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已经是一种鲜明的为现实政治服务即为汉代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在汉代已经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时代氛围和时代风气，司马迁在总结《春秋》的写作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说的虽是《春秋》，其实乃是对古代史学和史著传统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实际上，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也正是在西汉前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中，在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官文化氛围下的产物。及至宋代的司马光，提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资治通鉴表》）的观点，以恢宏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去审视历史，企图以“通鉴”而“资治”，说明这种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不可移易的传统意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保存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史料与历史著作，也涌现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历史作家。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作为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古代的意识形态领域有极密切的联系。远古之时，由于巫史文化的影响，在远古的传说中，也具有史官文化的因子。在著名的神话故事中，无论是鲧禹治水的故事，还是女娲补天的传说，或者是黄帝战蚩尤的斗争，不论其具体细节的真实性如何，都多少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容，具有远古历史的成分，是洪荒时代人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使得中国古代神话过早地中断而不能像西方神话那样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似乎是中国神话文学的不幸，但却是因为史官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于神话文学的必然结果。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中的许多诗歌，都可以看作史官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诗，歌咏周人祖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和文王的事迹，本身就是诗歌形式的周民族史。《大雅》中的其他篇章，如《崧高》、《韩奕》，歌咏申伯、韩侯建邦立国之事；《小雅》的《出车》、《车攻》，《周颂》中的《臣工》、《噫嘻》、《良耜》，或描述征战，或歌咏农事，又何尝不可以作史诗观？就是《国风》中的一些作品，包括婚恋诗歌，同样是研究周代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至于后代的一些诗歌，借诗咏史，以史入诗，其例更是不胜枚举。前代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反过来又用诗文作为探研史事的线索与依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其成功的内在机制，就在于中国史官文化形成的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内容总是潜在地融汇于古代诗文之中。
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章学诚认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章氏遗书》卷五《论修史籍考要略》）。“六经”，当然指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中如《易》、《书》、《礼》、《春秋》等，大都是由巫史的典籍整理加工而成的。“六经皆史”揭示了儒家文化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就干脆将儒家文化称为史官文化。其实，何止是儒家，先秦诸子之中，不独“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就是法家的《韩非子》，甚至庞杂如《吕氏春秋》，哪一家不言史？哪一部不散发着浓郁的史官文化的文化气息？这里，就更不必说那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丰富的史传文学作品和受此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了。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整个文化系统，可以说在根本上是从史官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史官文化为一切文化的渊薮。此话不无道理。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就是文史结合，使历史著作具备生动性、可读性的特色，使之富于文学色彩。在史官文化发展的先秦时期，即中国史学的发轫期，这个传统与特色已基本形成。我们看《尚书》和《春秋》，其记言记事虽然简单，但是，《尚书》典雅的文风，生动的比喻，已有相当浓厚的文学意味；《春秋》叙事语言的简练谨严，亦常为后世的散文家所乐道。到了《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其中的叙事写人，铺张描绘，处处都体现出文学家的手法。这些著作，既是史学的杰作，也是文学的佳构。因此，我们在介绍《左传》时，就不能不将视野扩大到史学与文学这两个并存的领域之中。
（第二节 ）纪言与纪事——《尚书》与《春秋》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梼杌》，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些史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礼记·玉藻》云：
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汉书·艺文志》说得更详细：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不管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总之，中国史学发轫之著作，是以言、事分记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点，中国史学史的起源之作与古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古希腊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是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约前425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的春秋末期，他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被称为古希腊第一部史学著作，此书前半部分叙述埃及、希腊、波斯等国的历史，后半部分是对希波战争具体过程的描述，尤其重视情节的生动描写，还掺进了许多神话故事。而《荷马史诗》，写的虽是古希腊历史，其实严格地说是文学作品。因此，在古希腊的史学历史上，绝没有言事分书的习惯。
一、《尚书》
记言之书谓之《尚书》，它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其实它并非一部史家刻意而为的历史专著，只是杂辑而成的一部书。最早的记言之书也应该不止《尚书》一部，可惜或亡佚不存，或融化入其他的史籍如《国语》、《左传》之中了。今存《尚书》五十三篇，其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是伪书，今文二十八篇较为可信，包括《虞书》两篇，《夏书》两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古代有人认为这些虞、夏、商、周的著作，经过孔子编次而成。如《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
其实现在看来，《商书》、《周书》比较可靠，《虞书》、《夏书》可能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根据古代传闻写成的。
《尚书》汇集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基本上都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如《商书》中的《盘庚》，是殷王盘庚为了动员迁都对臣民所作的演说辞。文中反复向臣民传达迁都的原因和目的，谴责那些不守旧制、贪图安逸、谣言惑众的官员，希望臣民能与自己同心同德，敬天保民，以继先王之业。文中虽有简单的记事，但主要在记言。作者采用反复说理、铺陈申述的手法来表达盘庚训辞的内容，又用取譬设喻，如“若颠木之有由蘖”、“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等等，来增强说服力。
再如《周书》中的《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训辞。全篇的每段冠之以“周公曰”作为领起，所以是一篇纯粹记言的诰命之作。文章援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无逸”惠民保国的重要性。文章采用了“以史为鉴”的论证方法，察往知来，放眼历史，借鉴历史经验以告诫当世之人，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宏远的历史视野。在这篇语录体的训辞中，作者的记言有条不紊，深思熟虑，若删除每段前的“周公曰”，便是一篇绝妙的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