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中也有一些对经文的训释，使经义一目了然。如隐公元年经“祭伯来”，《左传》仅记“祭伯来，非王命也”，不知祭伯为何人，来鲁国何事。《公羊》则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在释义例的同时，对祭伯其人其事亦解释清楚了。至于经文僖公十六年正月记“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曰：“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此段按观察事物的先后次序，分三层言事，既探究圣人之用心，又体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表达的谨严，历来为学者推尊为解经之典范。
《公羊传》叙史实的成分不多，但偶尔也有略胜《左传》一筹的。如宣公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一段：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
这里详细记录了华元与楚子反、子反与楚庄王之间的对话，与《左传》相比，同是一件事，《公羊》显然更富于戏剧性。再如庄公十二年传“宋万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也比《左传》详细生动。不过这样的例子毕竟极少。
三、《穀梁传》
《穀梁传》的体例，与《公羊》相近，也用问答式的解释体。《公羊》、《穀梁》二传，最早都有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问答体即标志其师弟授受的记录。
《穀梁传》的作者，《汉书·艺文志》只说：“《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子”即“先生”，故未知其名。颜师古注为“名喜”；钱大昭《汉书辨疑》据闽本《汉书》，以为“喜”当作“嘉”；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蔡邕《正交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麋信注，皆作“穀梁赤”；王充《论衡·案书篇》又作“穀梁寘”，阮孝绪《七录》及《元和姓纂》引尸子语又作“穀梁俶”；杨士勋《穀梁传疏》又引作“穀梁淑”。其名如此繁多，学者认为此乃代表不同时代，非专属于一人。
《穀梁传》的传授，旧说由穀梁赤传荀子，荀子传两汉初年的鲁申公，申公传博士瑕丘江公，江公传荣广及皓星公，荣广传周庆、丁姓及蔡千秋。千秋又事皓星公，以传尹更始。更始撰《穀梁章句》，以传翟方进、房凤及子成。汉宣帝好《穀梁》，立之于学官。后世学者多认为《穀梁传》后于《公羊传》，大概写定于汉昭帝、宣帝之时。
胡安国曾说：“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由此可知三传之区别。就阐发《春秋》之大义来说，《穀梁》确有超出《公羊》的地方，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传文，《穀梁传》曰：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杀之，则桓恶矣。桓杀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公羊传》则曰：
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穀梁》开宗明义即坚持“隐不正而成之，将以恶桓”的立场，推演出“隐无正，桓无王”这一正隐治桓之说，以证明《春秋》为乱臣贼子所作这一意义。《公羊》之说，则重在阐述周代立嗣之礼制，对《春秋》之大义，却不如《穀梁》之精深。
《穀梁传》的传经，还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僖公二十二年泓之战，对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公羊》赞曰：“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大其”就是非常称赞和推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做法。而《穀梁》则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这是批评宋襄公迂腐。打仗还讲什么“信”啊？信是正道，可是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打仗就要讲“诈”。所以宋襄公此时讲“信”，是不符合战争规律的。《穀梁》还评论说：“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意为施行正道，贵在适合时宜。用兵，也应根据时势的发展变化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何以为人”，实在是太迂腐了。《穀梁》此论，显然优于《公羊》。
又如宣公十五年经文：“冬，蝝生。”《公羊》说是“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意为鲁国行“初税亩”，上天于是给予惩罚。《穀梁》则说：“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与《公羊》针锋相对。《穀梁》无疑是正确的。
同样，《穀梁》少叙史实，然偶而也有优于《左传》的细节。如晋国骊姬谮杀太子申生一事，《穀梁》虽略于《国语》，但详于《左传》。写骊姬诡称梦见献公夫人齐姜（申生生母），设计陷害申生，骊姬啼号蛊惑献公，都可谓声口毕肖，相当生动。再如成公元年“鞌之战”前，写郤克出使齐国：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必自此始矣！”
而《左传》写郤克出使齐国就远没有《穀梁》生动，仅在“宣公十七年”说：“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公羊传》和《穀梁传》既为解经之作，当然与《左传》作为史书的性质不同，但是三传又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在读《左传》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又《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于是后人有认为《左传》与《国语》同为左丘明所作，且都为解释《春秋》的。《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著录“《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大概即本之于司马迁。《左传》与《国语》又有“《春秋》内传、外传”之说。《汉书·律历志下》有“《春秋外传》曰：……”是为以《国语》为《春秋》外传之始。王充《论衡》也认为《国语》为“左氏之外传”。至韦昭作《国语》解序，以《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又是本之于班、王二说。后世更有人发挥说，《国语》是左丘明作《春秋传》的稿本，“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巽岩李氏说）。所以，《国语》长期被目录学家列入“经部春秋类”中，以“准经典”的身份流传后世。
之所以称《左》、《国》为内外传，除了上述的原因，还因为两书中之史事有很多相同之处。《国语》记史时间始于西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约前九六七—前四五三年），在时间上与《左传》大体相同，而且有许多历史事件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因此后人疑《左》、《国》本为同一书。到了晚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更认为《左传》、《国语》本为一书，后经刘歆割裂《国语》，乃一分为二。
驳《左》、《国》非一人所作，自晋代傅玄开始，至唐、宋以迄清代、近代，皆有说者。如隋代刘炫，唐代柳宗元，宋叶梦得、陈振孙，清代崔述等，皆有论述。这里且以崔述之论为代表。崔述《洙泗考信录》论“《国语》非左氏作”云：《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献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辞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
崔述从事辞之风格、材料之来源及体裁之差异来论述《左》、《国》作者非同一人，识见实为精邃。
崔述比较《左》、《国》两书之差异，不但可以说明两书非一人所作，也可以说明两书本非同一书之分化。对于后一个问题，近代有许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如杨向奎先生《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从《左》、《国》体裁的差异，记事的分歧，以及在先秦典籍中名称的不同，证明二者不是同一书的分化。嗣后，孙次舟先生发表《〈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之文，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实际情况以及《左》、《国》内容的比较，否定《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刘节先生的《〈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一文，则认为《左传》、《国语》乃共同依据一种原始史料，然后按不同的目的加以改编，《国语》注重保存掌故制度，而《左传》注意政治和战争方面的史事，再次反驳割裂说。
争论虽然存在，但关于《左传》、《国语》的关系，较多的研究者对比的看法是：《左传》《国语》是在战国时就已存在的两部书，它们都参考过相同的原始史料，但各自独立成书。《左传》晚于《国语》，《左传》可能参考了《国语》中的史料，甚至改编了《国语》中的某些记载，但《左传》并不是割裂《国语》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