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创型技术创新
所谓原创型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实施或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导入的新技术，属于自己根据新的市场需求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或新方法。这种创新类型的主要优势在于主体拥有完全知识产权，而且市场利润高，收益周期长。但是，这种类型的技术创新要求主体具有较强的新产品研发能力，因而需要有高效的研发组织，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发明家可以作为创新主体将自己的发明专利导入创新过程，但是单一产品或许能够保证企业创业成功却不能保证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陕西首富来辉武和以他为总裁的咸阳五〇五集团公司的发展之路，是最为典型的原创型技术创新之路。该集团的前身是于1989年2月由发明家来辉武所创建的“中国老年报咸阳保健品厂”。建厂的初衷就是生产并经营由来辉武坚持“内病外治”的创新理念，历时多年，历尽艰辛，总结了500多位百岁老人的长寿规律，综合我国500多年来长寿的秘方、验方及民间偏方，精选50多味中草药，研制成功“505神功元气袋”。保健品厂的建设和投产标志着一个新的关于“505神功元气袋”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和发挥效用的开始。由于该项产品属国内首创，不仅填补了祖国医学保健事业的空白，而且综合科技水平处于世界同类产品的领先地位。
自1991年505神功元气袋问世，到1992年就实现了年销售收入超过1个亿的惊人业绩。到1995年底，他们的产品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国内外各种大奖80多项，并连续三年实现产值和销售收入超6亿元。
此间生产单一产品505神功元气袋的“中国老年报咸阳保健品厂”已经无法容纳他的丰富内容，中国咸阳保健品总厂由此成立，并建起了505科技大厦。至此，来辉武的个人财富达3亿元，成为享有盛名的中国医药界大亨、中国大陆富豪之一。
原创型技术创新使来辉武获得了创业成功。505神功产品的系列化开发，使他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开发了适用于不同人群的505神功元气袋，如成人型、妇女型和儿童型，还开发出了神功药枕、神功健脑帽、神功护肩、神功护膝、健乳罩、505洗乐等十几个新产品。505企业被评为中国百家知名企业前55名，居医药行业第6位。来辉武教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实业家等60多项殊荣，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勉励。但是，在激烈的保健品市场竞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创新一条道路。然而只有一个发明家来辉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善的企业创新体系，才能使得企业具有持久的竞争能力。企业体系创新的结果是505集团公司的建立。
505集团公司创新体系的建立，是在原有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向两头拓展。在研发能力和人才培养方面，他们建立了505大学、陕西楼观台505抗衰老研究院、505医药研究中心、505大学制药厂、505健康城。在市场营销方面，他们将原有营销体系进行拓展，不仅完善了国内的营销网络，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建立行销基地。完善的创新体系为505集团公司走原创型技术创新之路提供了组织保证。目前，他们所研发的新产品：五味清茶、清心乐茶、505六味地黄胶囊、505柏龄玉液等投放市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不俗的市场反响，正在证明他们的创新决策的正确性。
（2）舶来型技术创新
所谓舶来型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实施或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所导入的新技术，并非属于自己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或新方法，而是根据新的市场需求或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通过购买专利许可、受托、有限合作或者采用他人过期专利等方式舶来的。这种创新类型的显着特点，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投资少见效快，适合区域产业结构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快速调整。因此，舶来型技术创新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创新决策的首选方案。
仅以汽车工业为例，除了德国的奔驰和美国的福特汽车属于原创型产品之外，其他汽车品牌几乎都是从舶来型创新起步，经过若干轮次的工艺、设备、方法和产品创新最终形成的。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从舶来日本汽车技术走上创新之路的。20世纪于6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中期，它们与日本丰田（TOYOTA）和日产（NISSAN）等汽车公司合作，经历了SKD零部件组装整车（1962-1973年）、将SKD组装方式转化为CKD独立生产方式（1974-1982年），到生产扩张并形成出口规模和自主研发能力（1983-1997年）三个阶段。汽车产量由1970年的仅为2.8万辆，到1997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实现了汽车总产量281.8万辆，其中轿车230.8万辆，分别占全球汽车和轿车生产总量的5.1%和5.9%，在全球排名第5位，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居第2位。汽车出口131.7万辆，占世界汽车出口总量的6.5%，全球排名第5位，其中轿车出口115.6万辆，占世界轿车出口总量近7%，居全球第4位，产品覆盖了北美、西欧在内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韩国的汽车工业依靠舶来型技术创新起步，仅用了30年就完成了美国和德国100年才完成的事业。
2003年7月15日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50周年纪念日。从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那一刻至今50年的历程中，我国的汽车工业基本上在重复着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模式。
如果说80年代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汽车工业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技术创新的话，那么，从1984年1月15日，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舶来型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始发挥作用。1985年3月，中国与德国合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86年3月，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引进日本大发公司夏利轿车技术许可证转让合同在天津签字。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确定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基地。1991年2月8日，我国汽车工业最大的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投资额为42亿元人民币。1997年3月25日，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同和章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如果说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与韩国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走的是国际化道路。将世界6大汽车工业国的着名品牌和生产技术如数舶来，真可谓海纳百川。今天我国汽车工业的强盛和汽车市场的繁荣，都应归功于舶来型技术创新。
舶来型技术创新的效用和特征，在韩国和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汽车行业属于资本和知识双密集的行业，不仅生产系统的建立需要高额的资本和知识投入，新产品的研发同样需要高额的知识和资本。汽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汽车新品的研发一般需要投入经费2亿10亿美元，需要研发时间达5-10年。企业家们面对卖方市场上的暴利诱惑，谁都不会不顾5-10年的市场变化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去选择原创型技术创新道路。
正如2002年11月18日，北京现代索娜塔问世创造了所谓“现代速度，汽车精神”。这是因为，北京现代汽车项目从谈判到签约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从签约到成立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从2002年10月18日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到第一辆索娜塔下线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并且初期投资3亿美元就可形成5万辆的生产能力。2003年计划产销轿车3万辆，到2005年生产能力将达到20万辆。不足以研发一个汽车新品的投资，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20万辆产能的大型汽车企业，而且是当月挂牌当月投产，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迹。“现代速度，汽车精神”，对舶来型技术创新及其效用给出了现代化的诠释。
关于技术创新类型的区分，采用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按照创新主体的社会角色可分为发明家类型、企业家类型、公民个体或政府及其部门为主体类型的技术创新；按照创新对象或导入生产体系的内容分类，就有产品创新型技术创新，工艺和方法创新型技术创新，材料创新型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型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型技术创新等5种类型；根据新技术导入方式的不同，还可将技术创新分为原创型和舶来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由于分类的标准不一难免存在重复。如发明家为主体和原创型技术创新之间就存在大同小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当然，这里并无企图建立关于技术创新的严格的分类体系，分类的目的只是期望在深入理解技术创新内涵与外延的同时，对于人们的创新实践活动增加更多的理性因素。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可利用的资源条件，以最经济的方式来规划和从事技术创新实践。
第五节 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联盟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理论是由英国的弗里曼于1987年作为揭示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秘密提出的。他的经典解释是，由公共和私有部门或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并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
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国家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宗旨，为了有效配置社会创新资源，在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所形成的，由政府、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以及相关社会机构或组织构成的相互联系、能够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的复杂网络结构系统。
这个网络系统中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服从同一个宗旨，即以最经济的方式创造、引入、改进、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可见，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有关创新的、属于经济范畴的系统概念。因此，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是国家经济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
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技术创新的社会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样表明，技术创新的多寡和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周期。因此，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就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然而，技术创新的开展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环境，还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撑。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优化，使得国家创新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同时，使得以国家为单位的技术创新条件和成本实现最优化，从而使得国家技术创新的效率实现最优化，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