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类80％的语言行为都属于信息接受性质，即听他人说话或是阅读；只有20％的语言行为具有发出的性质，即对别人说或写。由是观之，人类的信息接受能力要远远大于发出信息的能力。这个结论似乎对于进行大众传播的媒介人来说是个福音，对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标识与规范作用的实施应该更为有利。然而，媒介的语言影响力是与媒介使用语言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屏幕上主持人使用语言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带来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导致审美认识观念上的转变。“‘烧’（稍）胜一筹”是燃具灶的广告词，“‘快治’（脍炙）人口”、“‘肠’（长）治久安”成了药品药效的说服力；当“终身无‘汗’（憾）的选择”、“默默无‘蚊’（闻）的奉献”、“得‘芯’（心）应手”、“‘译’（意）气风发”出现在学生们的作文中时，老师们哭笑不得，语言学家们则大声疾呼，这种缺乏责任意识的“成语新编”是一种篡改，它贻误的可能是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宝藏的曲解。而电视屏幕上的语言污染似乎更加严重：“港腔港调”认为时尚，“怪腔怪调”追求个性，“嗲声嗲气”则自以为就是亲和力。
天气预报时，主持人婷婷玉立，配合手势说着“明天将会有雨”，将英语中的时态乱用在汉语里；而在多人主持的节目中，只用“开心”、“好好”的夸张表现，完全封杀了“高兴”、“快乐”、“愉快”、“激动”等词汇的情感差异以及“很”、“十分”、“非常”等词汇的比较层次。坐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考场上，可以轻松考出一级甲等的成绩，但站在镜头前主持节目时，竟然也可以“轻松”说着可能刚刚够上二级甲等的话语：“各位观众盆（朋）友，那其实今天怎（真）的蛮高兴看到大家的，那其实我汗（和）大家之间的距离都蛮近的，那今天我要缩（说）我一直都爱你们的！”更有甚者，某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广告上特别注明“普通话带南方腔者可以优先考虑”的字样，并且公然张贴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门口。据说认为“普通话标准不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个性”、“标准的普通话是与受众生动交流的障碍”的电视台有关领导还不在少数。这种以“港腔港调”为美、以不那么标准为时髦的审美认识，已经影响了为数不少的受众。
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具有塑造媒介人物的功能，电视更是在“创造深入公众心目中的人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主持人在社会生活语言的规范使用上，在什么是真正的语言美的舆论形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电视节目主持人素质低下，语言标准缺失，语言规范不当，再加上价值观流俗，势必带来直接甚至是可怕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学者专家们是怎么评判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表现，又是怎样解释语言规范的：
吴为章先生在《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能指一经选择确定，所指（观念）就得同它捆绑在一起，任何人就都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一张‘强制的牌’。这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遵守社会的共同规约——语言规范，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只有这样，言语活动、思想交流才得以进行。”这是从语言本体的角度阐明了语言规范之必须。
陈章太先生在《语言规划研究》中指出：“几千年来，我国只重视书面语言的规范，讲究作诗写文章，而忽视口头语言的规范，不注重说话。即使‘五四’运动时极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但忽视口语的倾向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现代汉语的规范是十分重视的，确定了具体的标准，开展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种规范仍有偏重书面语言的倾向，一般人还是不大注意讲究说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口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口语的规范，加强对口语的研究，提高口语表达水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从历史的发展上强调规范之重要。
陈原先生在他的《语言与社会生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语言污染”这个词，“我所指的语言污染却不限于滥用外来词，而是广泛得多的社会语言现象。……我从经典著作关于意识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确实不能指望将语言净化到一个理想的程度，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使语言交际能收到最佳效果，看来语言的规范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针对广播电视节目中，主持人语言拖沓、重复以及“这个”、“那么”过多、“嗯”“啊”不断的现象，李佐丰先生强调简洁含蓄，并同时提出在规范、简洁的基础上，还应力求优美：“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说：‘句字长短平仄，须调停得好，令情义婉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清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读韩（韩愈）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文生，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以引文。’古人是很重视汉语语音美的。……为了语音美，应该花些时间了解一下我国的诗歌（尤其是格律诗、戏剧、曲艺等）的语言艺术。在这些艺术形式中有大量可借鉴、学习的规律和技巧。认真了解这些艺术形式中的语言比模仿港台腔、夹带外文字费劲，但值得一做，也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张颂先生写过多篇文章，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在《试论广播播音的规范性与艺术性》中他说：“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最怕‘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听不懂’、‘听不清’，甚至‘听岔了’，不应责怪听众水平不高，而应追究传播者的责任。语言不规范，正说明播音员、主持人对广大听众缺乏责任感。”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中他指出：“领导重视是关键。在那些处于‘语言圈’的单位里，领导应该充分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并且率先垂范，狠抓措施，坚决落实；规范语言是主体。社会交往、学校教育、媒体传播、军事训练……必须雷厉风行地、循序渐进地实施语言规范，立即纳入法规，对违法者绝不宽容。”
其实，主持人有声语言的不规范，不标准，既没有起到标识与示范的作用，偏离了主持人媒介角色的责任，同时也是民族精神软弱化的表现。把港台地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尚不到位的表现奉为至宝，以为这就是时髦、这就是文明，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甚至蔑视；消解汉语词汇的丰富多彩，只选用含义化简的词语，以为这就可以“装嫩”、这就显得“妩媚”、“前卫”，这样的语言贫乏化现象实际上也是对民族智慧的怠慢甚至阉割。也许，主持人的这些表现会在与受众的第一次接触中、第一时间里吸引部分注意力，有着一时的轰动效应，这只能说是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之吸引力、感染力的负面影响，我们绝不能够任其泛滥、蔓延，我们应该坚守的不仅是主持人的自身职责，更有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
此外，我们承认，语言是变化的，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1836年所说的：“在语言中从来都没有真正静止的片刻，就好像人类思想之火永远不停一样。”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也说：“时间改变一切，没有理由要求语言能逃过这一宇宙的法则。”然而，“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就像地球的转动、脸上的皱纹的延展或者花朵的开放”。它不是狂飙突进式的变化，更反对语言使用上随心所欲的任意与盲从。我们也承认，“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语言从来就存在相互接触和相互借鉴，这种语言接触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的接触，任何对他者文化的过度崇拜与迷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群体自信力弱”的表现。
由是观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不仅是社会语言的标识，也是社会语言的规范，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规范”，在整个社会成员对语言的审美认识上意义深远。
二、形象方面品位的提升
处于分散匿名状态下的受众，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显得越来越高。对某种现象的分析，对某个事件的判断，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对某个人物的评价等，很多人都会从媒介上去寻求和印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施拉姆说：“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从舆论学的角度，说什么意味着不说什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接受一个肯定信息就是减少一个否定信息。信息所涉及的，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能说什么”。因而，在电视文化当中，主持人在文化品位上的影响可以具体到每一期节目、每一段独白、每一次与嘉宾的交流、每一回在公众场合的亮相；可以是语言背后蕴含的意义，可以是语言表达的方式技巧，可以是着装发型、化妆首饰，可以是形体动作、面部表情……总之，主持人在电视荧屏上的形象对于受众来说，无疑是最具视觉冲击力，且最具美学意义上的直接影响力。
主持人的形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主持人在电视荧屏上给受众的直观感受，如相貌、身材、音色以及面部表情、形体动作等；一是指主持人经由节目内容而展示出来的综合素质，思想内涵、文化底蕴、审美情趣等。可以说，主持人的形象既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也是一种带有个人与媒介双重身份的文化审美姿态，直接影响着受众在文化品位上的认识。
相对于过去而言，主持人的形象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在直观的感受上不再仅仅讲求靓丽俊美，在主持人的综合素质上更有了与时俱进的期待与要求。但令人忧虑的是，在目前整个中国媒体的生态尤其是电视媒体生态处于失衡和错位的情形下，电视屏幕上有些主持人的形象也开始发生扭曲，在文化品位的追求上出现严重偏差。一位省级卫视副台长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媒体总是以俯视的姿态面对观众，我们说是无视了沉默的大多数观众总是扮演受教育的角色。而如今像飓风一样的娱乐狂潮就是对媒体高高在上教训大众的做法的一种惩戒和一种反动，于是电视人也主动放下身价，甚至不惜自我作践、媚俗、恶俗、恶搞成风，以求取悦观众，其实是取悦广告商和隐藏在广告商背后的资本的力量。”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主持人受到栏目定位和自身素质的双重限制，也会表现出或品位低俗、或自觉抵制低俗的言行。
在一档名牌节目中，主持人正在与台湾影星萧蔷“面对面”：
主持人：你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可以说吗？
萧蔷：我没有刻意保养。比如现在我们对话，我也觉得是一种保养，和你说话很愉快，也希望从你那儿得到一些真相的力量。
主持人：哦，我也是你的保养品？
萧蔷：对呀。
主持人：我也成了妇女用品了。
萧蔷：（稍显尴尬）对呀。还有，昨天我在三环，塞车了。看看周围几辆车里的人，他们都“哎呀，哎呀”着急。我回头一看，那边有一棵树，开着粉红色的花，一下子，我就从眼睛到内心，感到一种……
主持人：（抢话）你就过去摘了一朵。
萧蔷：没有没有。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俯拾就有乐趣，回头就是风景……（意犹未尽）
主持人：（生硬打断）你应该把天窗打开，伸出腿去。（萧蔷在台湾有“第一美腿”之称——笔者注）
萧蔷：那人家会叫起来，哎呀，脚——
主持人：好，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在这段以“保养秘诀”开始的话语中，主持人竟然有三次应答大失水准、有损形象：第一次是在问及被访人保养秘诀时，当萧蔷说出含有“愉快的对话也是一种保养秘诀”后，主持人第一次接话“哦，我也是你的保养品”是完全可以的，稍带玩笑的话语有助于现场气氛的调节。然而在得到对方肯定之后，“我也成了妇女用品了”一句则大杀风景，“保养品”与“妇女用品”原本就属于两个范畴，硬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委实有些“不靠谱”；再说，“妇女用品”在生活中有它一定的特指，用在这里是不是有些大不合适？第二次，当被访人说到塞车时因为看到一树漂亮的花朵转而心情开始发生变化时，正要生发内心的感受，却让主持人一句“你就过去摘了一朵”生生打断，而当被访人不接“话茬”继续说出“俯拾就有乐趣，回头就是风景”这样带有禅味儿的人生感悟时，第三次遭到主持人的“话语强奸”：“你应该把天窗打开，伸出腿去”，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忍卒看。
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对现场话轮的控制是必须的，为的是达到对节目的整体控制。一般说来，主持人控制话轮的方式有三种：提问、打断、总结。然而，在这段会话当中，主持人并没有在“可能的过渡点”上进行话轮的延伸或是转换，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生硬地打断被访人的会话，朝着也许是自己事先设计的“可计划性节点”进行。其结果只能是：原本几次可以接着被访人的话“顺势而下”，或重复，或点评，或换种说法，点出“境由心生”、“随遇而安”、“保持心情愉快就是最好的保养秘诀”之类，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位主持人竟自以为是地以控制话轮的方式，失去了机会，走向低级趣味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