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有声语言缺乏生命活力？为什么我们的有声语言缺乏表达经典？首先应该引起所有使用者、把关人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在广播电视中，我们的总监、编辑、记者和主播们，有的人为什么会眷恋方音、欣赏土语，有的人为港台腔所陶醉、因油腔滑调而击节赞叹？更有甚者，以洋泾浜为时尚，时时夹杂几句外语，显示了殖民地文化心态。列宁早就指出：“学洋泾浜的法国话，就等于学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文而没有学好，又把俄语糟蹋了的最没出息的人物的最没出息的东西。现在不是该向破坏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论纯洁俄罗斯语言》）我们仍然应该坚持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观点：“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至于那些有意无意地干扰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的言行，那些公开地宣扬“混乱是语言有生命力的表现”、那些片面强调语言的“不纯洁”而忽视语言共同体建设的言论，终究会被历史的潮流冲洗掉，我们还是勇往直前吧！“他们在这里私语干你什么事呢？你随我来，让人们去谈论吧”。
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首先来源于“言为心声”。老子说：“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走路不留下脚印，多么轻快飘逸；说话摒弃污浊错乱，多么高雅明晰！鲁迅说：“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集外集拾遗补编》）这里，把那些低级庸俗的言说排除在外了，因为那里本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价值。
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还来自有声语言的内涵和表达形态。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是国内外大事还是生活琐事；是平民生存状态的积极反映还是明星大腕绯闻的刻意炒作；是集思广益“汇天下之精华”还是集怪猎奇以荒诞为诱饵？但是，“怎样说”同样决定说得“对不对”“准不准”“美不美”。有的内容相当好，只是由于没有表达好，而适得其反，甚至产生歧义，造成误解。琼生有一段话评论培根的演说，说得很好。他说：“若论说话干净、准确、有分量、最不空洞、最没有废话，谁也比不过他。……
听众不能咳嗽、不能回首他顾，咳嗽一下或回一下头，必有损失。”“每个听他演讲的人唯恐他结束。”（《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在培根的演说里，不是一种精确的阐释吗？斯大林叙述列宁演说的情景时，说道：“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语句，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点令人昏眩的手势，不用半句故意刺激听众的辞藻——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宁的演说比通常‘国会’演说家的演说高明得多了。”（《论列宁》）我们的播音主持人员，在话筒前、镜头前，不是常常有人用“矫揉造作的色彩”和“令人昏眩的手势”，迎合低级趣味，追逐流行，招欢买笑，以招徕受众么？对他们来说，信息是否真实准确、是否迅捷密集、是否具有美感，都抛到脑后了，他们只是一味追求“眼花缭乱”和“胡聊乱侃”，追求“人际化”“生活化”——可以挤眉弄眼、撸胳膊挽袖子，可以敞胸露肚、叉腰跷二郎腿……以此作为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的招数，还美其名曰“为大众”。
鲁迅说过：“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鲁迅接着说道：“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贬义，并非指戏曲演员——引者注），也不看轻别人，当做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一段话，简直就是对今天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工作者，特别是对播音主持人员的最明确的言行告诫和最严肃的职业规劝。
在“怎样说”的逻辑起点确定之后，我们再来看有声语言真正的活力。
恩格斯所说的“非说不可”，是指说话的强烈愿望。被动地说、不得不说、冷漠地说、懒散地说，都会造成愿望的缺失和懈怠，自然不会产生活力。
“有的放矢”，是指说话要有目的：有重点，有主次，有对象。
“有感而发”，是指说话要有动因：有比兴，有语境，有灵性。
“有动于衷”，是指说话要有感情：有感受，有情绪，有情感。
“控纵自如”，是指说话要有技巧：有顿挫，有抑扬，有分寸。
总起来说，就是：理解是基础，目的是统帅，感受是关键，感情要运动，声音要变化，状态要自如。
要排除干扰，时刻把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受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在心上。在汲取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不要忘记国情民意，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奉为圭臬，效仿他们资本扩张的生存模式，“让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时候，不要舍弃本土的优秀传统，让殖民地文化心态浸染神圣的智慧心灵，让投机取巧、低声下气、轻浮虚伪、庸俗低贱取代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要努力创新，殚精竭虑、全力投入，不放弃每一个机会，不浪费每一次创作，走进广播电视，融入具体节目，当好热情主人。抛弃懦夫的模仿，拒绝懒汉的“克隆”，自重、自尊、自强、自信，研究和创造传播个性、节目个性、语言个性和艺术个性。不必迷恋于“明星效应”——“一举成名天下知，成名就能知天下”，什么节目都请明星做嘉宾，明星们什么话题都敢发表意见，由于修养欠深、专业所限，难免闹出笑话。这不过是商业运作的神话，为什么还要趋之若鹜；不应追赶时髦，所谓“说”，并非万能，并非唯一，除了节目需要，除了平铺直叙，只会耗散信息、迟滞信息，削平艺术、放逐美感；不要拾人牙慧，“读报”可以作为一档节目，但是，不宜多，不宜烂，而且不该“聊报”“侃报”。广播电视是最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怎么能依赖报纸的消息转手告知呢？各个台、各个频道都一窝蜂地“读报”，而且添油加醋，枝蔓横生，弄不清哪是报纸上说的，哪是“读报人”说的，远不如简要介绍什么报纸有哪篇文章可读来得清楚爽快。
至于“个性化”，应该是指“艺术个性”。因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大众传媒中的公众形象，更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传播群体而独立存在，他们的个性化，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传播的任务和需要。当一个人走进传播、融入节目以后，应该“强化、美化节目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淡化节目所不需要的那部分自我”，以便适应广大受众的需求。所谓“张扬自我”“张扬个性”，容易导致自我和个性的膨胀、变形，失去道德关怀和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哲学家对自我的关注并不是要美化人，而是旨在将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恢复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个体。他们继承了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将尊重自己的个性与尊重他人的个性视作尊重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孤立地强调“个性化”，不能解决内涵与外延的确定性，很难起到引领作用，反而造成同尊重他人的个性割裂开来，甚至拒绝尊重他人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区分个性的“善”与“恶”，以使个性，包括艺术个性，提升到真善美的境界。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从曼彻斯特给斐·拉萨尔的信中，鲜明地指出：“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我们看到，当前的所谓“个性化”，要么眉飞色舞，要么故作深沉，要么口若悬河、不知所云，要么囫囵吞枣、自我欣赏……在“怎样做”上真是自作聪明，还自称形成了什么“风格”。现在，仍然应该反对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同时凸显有意义和有责任的个性化，大力提倡焕发时代精神、洋溢人文关怀的传播个性、节目个性和公众形象个性。在“德才兼备，声形俱佳”的前提下，各显其能，不断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创造个性美，生产欣赏个性美的大众。
生活大树长青，传播魅力永驻。
第二节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当下识别
传媒语言，即大众传播的语言形态。其中，文字语言的文化身份已经有较为清晰的描述，报纸杂志都有常规形态和规范文本的共识，在这里只涉及同有声语言大体一致的基本态势与走向。有声语言的文化身份，在广播电视传播中，似乎还缺少范本和经典的共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一、传媒语言文化身份的常规形态
传媒语言，除了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民族文化的谱系要求之外，还表现出大众传播的特殊规格，即集中、典型的文化身份呈现。传媒语言的常规形态、基本特点，或本体价值，大概可以归纳为：规范与简洁：为了满足大众对于信息传播的饥渴心理与急迫期待，传媒语言应该尽可能使用规范的即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以便迅捷而明晰地进行发布和告知。信息传播的大容量、高密度，必须避免芜杂和混乱，努力做到“言简意赅”“辞约义丰”。
权威与引领：大众传媒的权威性、可信性，是其生存和生命的根基。失去了权威性、可信性，只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平凡而世俗的声音，谁都可以置疑和颠覆，谁都不予信任和传递，那么，她的存在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她的权威性、可信性并非是全息定论，而是真正成为有效信息的真实、准确的发布者和世界文化精华融合、解读的教化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者。当下，尤其要亮明自己民族文化身份，发挥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阐释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多样表现形式，显现出传媒语言榜样的自律和示范的自觉。
鲜明与丰富：任何文化价值，都必须凸显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取向，都必须坚持民族文化传承的本土血脉，都必须汲取人类文明历史积淀的营养。不应被本土文化的神髓“一叶障目”，看不到大千世界的色彩纷呈；也不应该让光怪陆离的文化万花筒“蛊惑人心”，一味地去追新逐异、惊怪猎奇。要把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统一起来，把时代主旋律和形式多样化统一起来。要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传播高品位和高境界的时代精神，反对萎靡不振的铜臭味和脂粉气。
理趣与情趣：大众传播，应该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的无比生动，应该充满昂扬向上的人类心灵的活力，避免四平八稳、有气无力的干瘪之音和油腔滑调、庸俗低级的靡乱之音。理趣教人思考和向真，情趣引人感悟和动心，二者都会使人身心舒畅，使人乐此不疲。枯燥的说教，让人昏昏欲睡；感情的游戏，让人远离真挚。只有理趣和情趣，才会在美感的享受中，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生活质量。
多维与贴近：传媒语言的人文关怀，是多维的，既可以在时间维度思接千载，又可以在空间维度视通万里；既可以在政治文明中体味民主法制的国家意义，又可以在物质文明中感受宏观调控的经济实效，还可以在精神文明中建构自强不息的智慧大厦。传媒语言永远是要贴近广大受众的，贴近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贴近他们的柴米油盐、琴棋书画，贴近他们的职业、专业和事业。但是，这种贴近，是适合，是亲和，而不是迎合。因此，多维是上行线，贴近是平行线，二者交会，便是传播的“点”，无数个“点”，就形成了传播的“场”。凡是维度的平直和贴近的下滑，都能造成传播的失效或逆反，带来未可预知的恶果。某些传媒语言的教训，应成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