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有创新的热情并不必然导致创新的结果。创新虽然不能缺少强烈和自觉的创新意识，但是仅停留在意识层面，仅有创造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创造毕竟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需要细心规划并付出努力。创造并不是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当前的大众传播实践中，在播音主持工作者方面，不励志创新，而是“守株待兔”，等着“天上的馅饼有朝一日砸着自己”者有之。在媒体策划人和制作人方面，不整合力量，主动创新，而四处挖墙脚，用现成的，或者偏要标新立异，以播音队伍之外的“差异性”为新者有之。这样的机会，总会遇着几次；这样的尝试，尽管总体上的要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但变化总会有一些。于是，便沾沾自喜，自以为找到了创新的规律，也找到了节约“成本”的妙方。岂不知这短视的行为，正误了大众传播的大业！
马斯洛说：“伟大的作品不仅要求思想的闪光、灵感、高峰体验，而且也要求艰苦的劳动、长期的训练、不客气的批评，以及完美的规范。换句话说，继自发性之后是深思熟虑；继完全认可之后是批评；继直觉之后而来的是严密的思维；继大胆之后而来的是谨慎；继幻想和想象之后而来的是现实的考虑。”虽然创新的动力常常来源于对认可与肯定的预期，但突破常态，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传播失败的危险境地，要有接受指责的心理准备，为失败做出准备，并能够在行动付诸实施前，从失败的角度对自己的突破进行反证，当创新的动力、成功的可能与失败的可能之间的合力偏向前者时，创新才可以进行。可见，创新不是对某种任务的最小值的“达标”，不是明哲保身，也不是每一次都保留着打破纪录的狡黠，而是一种不断接近最大化的努力，是不断对主体的“自我逼迫”，是不断在全新情境下实现最优的努力，是不断积累、不断发现，甚或是不断失败的过程，当然这种失败使主体更加接近成功。
创造性的实质是人格建设。我们不能将创造性简化为一种认知过程、认知技能，而将创造的价值导向、人性基础、动力机制及创造性的特质——生命、价值、生活等排除在创造的范畴之外，创造的过程需要主体人格的参与，创造的目的归于主体人格的提升。创造注重其产生的物质形式或精神形式的直接价值，但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在创造之中获得了创造性，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并使创造成为一种自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自我实现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其成就，认为这些成就就是人格放射出来的副现象……自我实现的创造需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自我认可，即一切能够造成这种普遍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东西，在创造性生活中那些表现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强调创造性的态度、创造性的人”。如此，创造在成为主体的人格建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创造催生创造，不断实现超越。
当前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创新，主要是以观念或个性提领，以发现能力、表达能力为言行创新手段，走焦点化（时代性、受关注率）或差异化（个性突出、突破常规或常态）的道路。
这种创新表现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于不同层面。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地方性、互动性、小报式、政治化、娱乐化、个性化、平民化、表演化/戏剧化、故事化/悬念化、情感化、窥私癖（隐私揭秘）等诸多形式，都是在创新的名义下“出炉”的。在创新之中，还存在诸多的表现形式，有“讨巧的”的创新，有“实取的”创新，“讨巧的”常“四两拨千斤”，“实取的”或“纯以力胜”；有形式上的大张旗鼓，有内涵上的深层挖掘；有追求视觉上的炫目、听觉上的震撼，有追求内在心灵的感动。当然，我们不能以付出劳动的多少来断定创造性的大小，有些形式上的创新，恰恰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而一些内涵上的挖掘，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也需要创作主体调动全部的积淀，需要高超的智慧，才能找到创新的那一点。心力的多少却是很难衡量的！形式的创新是创新，内容的创新也是创新，哪一种创新都可能有“好”的创新，也可能出现“坏”的创新，片面地追求某一方面的创新都可能出现负面的效果：片面追求形式创新可能走向肤浅，甚至只是噱头的营造；片面地挖掘内容可能走向滞重，甚至显得粗率无文。这与大众传播的追求都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好的形式应有好的内容作为底蕴，好的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加以承载，创新也需要“文质彬彬”！
当前的一些所谓创新，机遇性大于智慧性、瞬时性大于长期性、刺激性大于审美性、表层性大于深层性。
创新不是集怪猎奇，不是惊悚刺激，不是取悦于人，“新”当然产生刺激，但又不仅仅停留在刺激上，尤其是不同于感官的刺激。永无休止的“饮鸩止渴”，只能造成感觉疲劳。刘勰在论及文章体势时，曾这样描述不顾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耽于求新者，“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他认为这样的求新是“逐奇而失正”。确实，“新”如果只停留在“诡巧”的层面上，通过“穿凿”的方式取得，其实质就不是创新，而仅仅是“反正而已”，不但不能给人以鲜活的享受，甚至会产生导向上的错误，引人走向“歧途”。真正的“新”必然是感受的深，是能够内化于心者，有着正确舆论导向的提领，有着民族性、时代性和前瞻性，有着生动、鲜活、内在的生命力。
第四节实现传受主体间的交流与共建
人既是体验的主体、判断的主体、表达的主体，同时也是交往的主体，是与其他主体共生、共存、共建的社会主体。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也就是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
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流相比，大众传播中的主体间性也许更容易让人理解，也显得更为明晰。大众传播是媒体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传递活动，既要有传播者的存在和传播活动的进行，还须得有接受一方的存在和接收活动，才可以构成完整的传播链条。更何况，大众传播的实现不仅不是传播一方进行单向的传播活动即可达成的，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传播方的“一厢情愿”得到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接受者的认可。可以说，正是接受者的存在，才赋予大众传播以存在价值和社会价值，才使大众传播的社会性、人文性成为可能；正是在对接受主体正当需求的满足和引领中，大众传播才可能创作出经典，具有示范的意义；也正是在与接受主体的“交往”中，传播主体实现着个体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不管是在存在的意义层面上，还是在传播的目的层面上，甚至是具体的话语指向层面上，主体间性都内在地存在于大众传播之中。
生命活力也离不开主体间性。个体无法脱离群体而独存，人的生存本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生存，利己与利他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生命活力的获得也离不开群体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何况，生命活力本身就具有扩展性和建设性的内涵，它蕴含的存在感、丰富感、新鲜感、希望感，不只是为了显示自身的生存力量，也是为了“烛照”他人的；它显示的有力感、成长感、创造性、超越性不是为了打垮他人，而是为了推动他人的。在以主体间关系构筑的社会里，生存活力既是自我之“镜”，又是生存之“灯”，观照自我，警醒他人，并照亮共同前进的路程。
可见，在个体意义之外，生命活力的社会意义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但能使生命活力获得更为高远的发展空间，反过来也进一步增强着主体的生命活力。活力的获得不是个体无中生有的结果，而是从集体中汲取力量来增加自己的能量；活力的认定也不是主体个人的“自吹自擂”，而是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认可和评价的结果；活力的发展更不是保证主体能够更加的“光荣的孤独”，而是“燃烧自己”也“照亮别人”。
因此我们说，生命活力的丰盈在于以生命点燃生命，以活力催生活力。
一、以“生存交往”的理念来要求有声语言大众传播
（一）主体间的交往行为
对于主体来说，不能接受的是，世界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双眼睛内的世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的智慧可以使他对世界的无限丰富性有更多的认识，他的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不但适应着这世界还将改造这世界！
而他人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人就是与我共同生存在这世界上的同类，他人就是与我一起改造世界的伙伴！和“他者”发生关联既是我生存的需要，也是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别人的“在”，我确证了自己的“在”；通过了解别人，我更多地认识了自己；通过共同协作，我延展了自我的能力；通过共同实现，我实现和提升了我的生存价值。
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在社会化的生存中，必然超越自身界限，与同样作为认知、生存、伦理和实践主体的他者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因此，在主体性之中自然隐含着主体间性的成分。主体间性就是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他者的相关性。
真正的主体性不是征服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消耗性的，而是生长性的。主体性不是以占有、改造，甚至是摧毁和损耗客观世界或其他主体来加以实现的。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一定是也没必要是一种不可和解的对立关系，而应是一种和谐的共处共生关系。片面强调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某一种群的主体性，把自我的主体性建立在对“客体”的征服和奴役上，不但有悖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最终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而且这种粗率的、粗暴的行为方式也不会为主体带来真正的满足。
道理很容易明白，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问题却总是层出不穷。正如萨特所总结的：“在我选择我的自由时，我也要求他人的自由，然而当我进入行动领域时，我就不得不把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二律背反……”因此，蕴含着主体间性的主体性，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价值；既在现实之中，也尚在途中，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去实现。
我们认为，以交往理性作为主体间协调的方法，是解决这一“二律背反”的根本出路。
交往行为理论是在对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哈贝马斯是交往行为理论的代表。在他那里，所谓的交往行动是指不同主体之间以语言为中介，以理解为目标，通过理解和交流，达成共识，从而实现合作、协调关系的那种行动。交往行为蕴含着交往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实质上就是对话理性和商谈理性，是主体间的符号化协调和理解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交往应该坚持的共同普遍条件有：认知的真实性、主观的真诚性、规范的正确性（或正当性）以及语言的可领会性。其中，认知真实性与客观世界相对应，适用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和诉求；主观的真诚性与自我世界相对应，要求主体的表达意向和交往意向是诚实的、无欺的；规范的正当性与社会世界相对应，要求规范具有交互性、共同性和普遍性，这是交往的普适性标准。
交往行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理性活动，同时涉及三种行动，即目的论（策略）的行动、规范调解的行动和戏剧行动，所以，交往行动要与三重世界发生关联。其中，与客观世界的关联，追求目的合理性；与社会世界的关联，奉行规范的正当性；与自我世界的关联，注重动机的真诚性。第一种情形以真理性为己任，是知识理性；第二种情形以正当性为目标，是道德理想；第三种情形涉及主观意向，是审美带表情的。交往合理性意味着三种合理性因素的统一和共存。我们之所以用“交往行为”概括和规范主体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主体间是一种共在关系，存在着交往的现实性和交往的必要性；其次，交往作为一种面向主体开放的沟通行为，意味着承认主体间存在着平等的对话关系。交往理性摒弃强制、统治、权力、金钱利益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反对工具化、技术化、官僚化，反抗奴役和物化，是一种协调性、建设性的行为而不是以占有为目的的强制性、压迫性行为；再次，交往行为实现的过程是一个沟通、理解、对话和协商的过程，目的是出现一个“双赢”的局面，在性质上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对交往理性的履践与维护，有助于主体道德能力和社会价值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主体间的共同权益，实现主体的共同进步；最后，尽管交往行为理论和大部分社会理论一样，具有“以偏概全”的问题，甚至还带有“乌托邦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即便主体间的关系在形式上实现了规范和统一，但是主体间的关系也会永远存在着张力，存在着疏离的可能。交往与主体间性并不能保证这些负面问题的出现，但是交往理性（商谈理性、对话理性）却提供了一个合理而积极的途径，使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可能。其力求公正、合理的立场和积极的理想色彩，也许正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有着相协调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