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生长性内涵
首先，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具有时代性。
时代不同，社会的环境、风尚、取向不同，其社会价值、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生活焦点、文化氛围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生活其中的主体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努力方向、表现形式也自不同。大众传播作为人类的社会化活动之一，与具体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手段、传播观念、传播手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齐越曾经说过：“当我的心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时，我的播音才有生命力。”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就是在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社会状况、时代潮流相适应、相协调，与特定时代的受众需求相契合中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表现形态和具体内涵都会随之变化。只有把握到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有效地形成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
在当前的实践中，少有脱离时代的大众传播，但是游走于时代边缘的有声语言创作却并不鲜见。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但是，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的积极向上的一面是主流，中华民族在世界中存在感的增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主体性的提高、全社会对民族复兴和美好未来的希望、憧憬的强化，汇聚成一支宏大的时代主旋律！大众传播应能反映和融入这一潮流之中，带给人民群众以自信的心态、生命的尊严、生活的激情、创造的活力。但是，一些传播却游走于时代的边缘，把一些支流作为传播的中心，以追新猎奇、鼓吹官能享受为能事，把满足人的物欲、贪欲、征服欲作为吸引眼球的“利器”，与当代社会的主流背道而驰，这样的传播必将为时代所抛弃，哪里有什么活力可言！
其次，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具有民族性。
如同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一样，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时代性偏重于时间的维度，民族性则强调了传播的空间维度。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任何大众传播都不能超越特定的国家利益、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这是与大众传播自身的政治经济归属、对象的具体性和差异性相关联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习惯不同、道德观念不同、文化认同不同、接受心理不同，对传播的需求和期待也不同。适应民族性要求的传播，就容易契合人心，就容易被人接受，就有利于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反之，就会使民众产生抵触心理，就会被拒绝。正如张颂教授所说的：“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本土话语特质，是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和独特形式。”适应民族性的要求，也是大众传播人文关怀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当前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不乏盲目追求收视率，把新鲜、刺激放在第一位的情况，内容上，物欲化、私欲化，大肆进行感官刺激、金钱刺激甚至是情欲刺激，鼓动金钱至上、一夜暴富、“梦想成真”等机会主义和不劳而获思想。形式上，琐碎、戏谑、媚俗，缺乏尊严感、庄重感和美感。
因此，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还在于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联动上，它来源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并将丰富、充实和发展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正是在把握时代脉搏、汇入时代大潮、吸取民族文化精华、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在辨别、剔除、抗拒逆潮流而动、不顾国情的思潮、倾向的过程中，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获得了价值和意义，获得了生命的内涵和活力。
四、把握实现整体和谐的关键——“度”
整体和谐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各个环节的对立统一中形成的，而这个统一是作为有声语言传播核心的传播主体有意识地调控、驾驭的结果。把握好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度”是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实现整体和谐的关键。
我们认为，“度”不是什么固定的尺度，而是分寸的把握。“度”不仅存在于事物的形态中，更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里。“度”不存在固定的程式，而是一种与效用相连的评价与行为。对“度”的衡量必然有特定的前提，那就是行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行为人在进行特定活动时所持有的心态、采用的手段、唤起的反应符合或达到了此一行为的预定目的，则这一行为是有效率的行为，相对于目标而言，也是一种适度的行为。
“度”的核心是“宜”。适宜性或不适宜性是指一种行为或情感与事件的整体目标和行为过程之间的切合程度（吻合不吻合、统一不统一、有益还是相害）。适宜的行为是合乎度的行为，不适宜的行为是失于度的行为，反之亦然。对适宜不适宜的判定、择取、驾驭就是把握“度”的过程。
因此，“度”的把握包含着对整体目标的认识，包含着行为人对自我发出的具体行为与环境、过程的关系的控制与协调，包含着行为人对自我行为效果于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判定，落实为行为人有意识、有控制的具体活动。
把握“度”需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把握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整体目标
“度”首先强调主体行为对整体目标的适用。没有整体目标，主体行为就失去了总体观照，失去了评价的标尺，度的衡量也就失去了参照。而仅仅立足于一句话、一段词的“度”，可能对于传播的整体目标并无什么适切之处，甚至会因为“小聪明”而出现“以辞害义”的现象。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整体目标应当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代表、传播和建设先进文化，强调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注重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表现力、感染力、创造力、生发力，优化传受主体的媒体生存状况，推动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在把握整体目标时，还应注意以下两个具体问题：
一是结果的适宜性和阶段的适宜性。
由于时间的过程由大量的连续过程构成，某种行为可能适宜于某些阶段而不适宜于另外一些阶段。再者，因为每一个阶段自身都是复杂的，行为可能适宜于某个阶段的某个因素，而不适宜于这个阶段的其他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阶段的适宜性显然要高于因素的适宜性，结果的适宜性显然要高于阶段的适宜性。对此，要分清轻重和主次，不可因局部的需要而丧失了整体效果。
一般来说，导向意识、责任意识是首要的，主体性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实现的，而语言的表达则是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从责任承担到创造性表达，这一走向是带有决定性和必然性意义的。尽管总体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统一于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之中，但是一旦被人为的割裂，片面强调责任，人的创造性将会被抑制，主体性将会被压抑，传播会因“质胜于文”而失去吸引力。片面强调创造，脱离责任的轨道，“语言的创新”反而会成为社会的“毒品”。或将这一层级和方向进行倒推，那么，这一反向的关系则变成了反映性的、可然性的，这时，就会出现阶段的适宜性和整体适宜性之间的对立。
一是适宜性与功效性。
适宜与不适宜不只是吻合与否、统一与否，还要接受效用如何的衡量。我们在考虑一种行为的后果时，既要考虑到其在既定阶段的适宜性，也要考虑到其在既定阶段和整个过程中的功效性。对于有声语言大众传播而言，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和程度如何，就是这个行为在这个处境中的适宜性及功效所起的作用。
适宜性与功效性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既适宜又有功效；只适宜而功效不大；不适宜无功效；不适宜而有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