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形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悖反”常常让创作者顾此失彼。因为，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困难在于，它既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发展趋向有确切的预见和把握，又要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最大的理解和关切。也许，在历史的暴力转换时期，这种“二律悖反”比较容易选择，因为“动力”与“反动力”泾渭分明。然而，在历史的和平转型时期，这种价值选择就复杂难辨，因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义与利”、“情与理”、“个体与群体”等往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合法的依据。比如，在《走向远方》中，面对弟弟杜建国之死，周梦远因“六亲不认”而带来的沉重压力与新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交织在一起。这使得周梦远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一“理性”与“情感”的天平失衡中难以自持，最后只得选择“离开”和出走。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艺术叙事中审美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律悖反在改革剧文本中呈现为一个鲜明的、普遍的现象。
像《苍天在上》、《坨子屯纪事》、《车间主任》、《选择》、《人间正道》、《岁月长长路长长》、《大厂》、《抉择》、《忠诚》、《省委书记》等作品，其艺术叙事中的“主体”与“反主体”常常呈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反主体”一方，他们往往具有经济、权力上的强势，但其人格卑劣；在“主体”一方，面对那些品行恶劣、胆大妄为之徒，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在理智上投鼠忌器，无法下手，甚至只能“网开一面”，只得忍痛牺牲正义和亲情，但在感情上他们却十分痛苦，耿耿难平，不能释怀，以至于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穿行中，孰轻孰重的两难选择无不让选择者陷入莫名的困惑与无奈的茫然之中。美国批评家路易斯说：“现代文学的最高峰往往采取最终的两重性形式，这是诚实的天才对世界所作的最好的描绘——即二元论没有得到解决而产生的诗境。”[54]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这种“两重性”书写也许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韵味，但对当下生存来说，这种“诗境”和“韵味”背后所反映的严峻现实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诚然，置身社会急剧转型期的当代人，应该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悖反”中走出来，应该在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社会人生，然而，走出这种悖反的困惑与迷惘却非易事。雅斯贝尔斯说：“我们这一代人站在一个三岔路口，或许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旧有的东西消失了，而新的东西仍然暧昧不清。没有人能解开未来之谜。”[55]在这里，我们庶几可以说，改革剧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疏离与错位首先源于现实本身的暧昧不明和泾渭莫辨。
2.3.1.2人文关怀的困顿与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有了与以往那种简单的“斗争”或“同一”关系都不相同的新型复杂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际交往的龃龉、摩擦，甚至时常还可以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的呻吟。相应的，在改革剧的艺术表现上，一些作品往往以更冷静、更求实的态度来观照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与尖锐性，并将浓厚的问题意识及艺术探索的深广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如何正确对待这种“复杂性和尖锐性”，有些作品就显得有些迷惘和漫漶。其显著特征是，面对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等感性欲望的泛滥，面对人文理想受到侵蚀、道德水准下降和腐败现象蔓延，面对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人性的光辉在含混的熵性消耗中明灭不定，有些作品发出的只是一些温和的批评，甚至对那种庸俗的实用观给予了温和的宽容。具体说来，就是在人文立场和道德评判上显得有气无力，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甚至是伦理被历史击溃，坚硬的进步论销蚀了人文关怀与历史对垒的力量，以至于“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56]在这里，当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大门被悄无声息地关上之时，那种对“恶”的无奈和妥协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人文关怀的困顿与边缘化。
人们常说，艺术家是人类的眼睛、时代的良心、社会的公器，他们能表达出一般人想表达却又表达不出，或表达不好的东西。这诚然是一种中肯的褒奖。然而，“表达”始终是和“情怀”、“立场”如影随形的。就改革剧艺术创作的现实情形来说，在少数作品，尤其是一些描述国企改革和基层农村改革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所呈现的生活影像有不少只是一些现实生活的表象，甚至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在其“分享艰难”的悲怆声音里，芸芸众生在变革潮流中的感伤、愤懑、失落、抗争等往往被无形地搁置。和真实生活中那些最切肤的底层经验相比，我们从中体会不到那种通彻肺腑的感动。甚至，有些作品却在献媚“大款”，还在无理性地描述“资本”诞生的灿烂辉煌，其中渗透着一种不自觉的资本憧憬和利益向往。诚然，描写一个企业家的成功，表现其从一穷二白到大富大贵的奋斗历程，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加辨析、不加任何思想背景的“秉笔直书”，把资本原始积累的合理与不合理一律呈现出来，就显示出创作者缺乏起码的批判性分析，甚至其思想辨识力和价值判断力还存在盲点。从浅层次上看，这是不善于驾驭新鲜的生活材料；从深层次上看，则是其“立场”和“情怀”缺乏坚实的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基座。在这里，结合一些改革剧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形，我们可以将这种人文关怀的困顿与边缘化概括为以下两种紧密联系的情形：
第一，在发展经济的目标面前，人情、人性、公平、正义、道德伦理等受到了无情的狙击。诚然，就改革大业来说，发展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经济发展”和“经济决定一切”有本质的区别。在某些改革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四处奔波，也可以看到，创作者对其主人公为发展经济所采取的种种行为寄寓深深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也往往隐没了批判主体的出场。比如，《坨子屯纪事》书写了一个农民“弄潮儿”难以言说的辛酸创业史——为了养殖场的生存，也为了乡亲们的利益，主人公陈海亮到处集资。在多方借款无着的情况下，他让女儿陈建华到掌握专业户贷款“生杀大权”的姚副乡长家干家务活，意在讨好、巴结这位“财爷”。当觉察到姚副乡长对建华怀有不良图谋后，他愤怒、愁苦。然而，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只得央求女儿“帮帮忙”，并痛苦万分地默许（更确切地说是“暗示”）建华牺牲贞操去换取贷款批条。类似的情节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存在。比如，在《选择》（25集，谈歌、黄净伟编剧，黄净伟导演，1996年播出）中，为了工厂的生存，工人李敏万不得已作出了嫁给订货大户霍主任残疾儿子的选择：因为，对于这次订货会，主人公刘志明是不惜血本、志在必得的，但在险遭全军覆没之际，化险为夷的“高招”在于，工于谋算的销售处长郭春林已暗地里预先与订货大户霍主任“沟通”、“交流”并“牵线搭桥”，迫使李敏别无退路……在欢送李敏“远嫁”的婚礼上，刘志明陷入了强烈的内心痛苦和灵魂自责之中，但市场竞争的严酷现实又迫使他咽下了这枚有悖良心的苦果。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一种不合理却一时又无力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此类作品将对人的敬畏、对邪恶势力的拒斥钝化成了一种无奈的顺从和屈服，但它和那种俯首贴耳，甚至歌颂“经济决定一切”的庸俗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有着本质的天壤之别。因为“金钱神话”、“权力神话”从头到尾充满着这样一种暗示：我们无法反抗金钱和权力，因此，我们只好听从它、崇拜它，有钱、有权才有希望和幸福。由此观之，《坨子屯纪事》、《选择》等作品中的二律悖反是“妥协”，而不是“认同”。因此，在另一个侧面，这种“妥协”所展现的惨烈影像也带给我们一种真实的、触目惊心的震撼，一种因人文关怀的困顿与边缘化而带来的莫名的惶惑与愤慨。
第二，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矛盾冲突中，责任伦理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信念伦理”则常常被忽视或搁置。在这里，按马克斯·韦伯的解释，“信念伦理”、“责任伦理”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对立”，它们分属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范畴。其中，依据“信念伦理”，一种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价值，行为者把这种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并拒绝对行为的后果负责。依据“责任伦理”，评价一种行为的伦理价值的标准只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类似于“马基雅弗利主义”，为达成目的，行为者可以采取在伦理上不可欲，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在行为者看来，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就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形而言，历史地看，经济发展的“铁律”往往迫使人们承认：为谋求群体的最高利益，我们就不得不让步、妥协、屈从，就不得不放弃、牺牲局部和个人的利益。实际上，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代价论”的中心思想，其内在的逻辑蕴涵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尖锐矛盾。在少数改革剧作品中，这种“尖锐矛盾”的具体表现是，创作者往往从某种实用的理性主义出发，暗示人们要无条件地接受现实生活的变化，并着重强调主人公的责任伦理。即是说，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主人公们往往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虽然作品表现了他们/她们在这样做时，有着内心的激烈的矛盾、愤懑和痛苦，但他们/她们为了一个外在的目的而必须承受这种灵魂分裂之苦。比如，在《大厂》中，为了工厂和工人们的利益，厂长吕建国不得不违心地讨好郑主任之流的订货大户，当他们因嫖娼而被公安局抓起来后，吕建国等人还得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捞”出来……显然，这样做无疑违背了吕建国们的信念伦理，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签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决定着工厂和工人们的生死存亡！
从审美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上审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所谓“代价论”是一个伪命题。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表明了一个观点：在前现代或者简单现代化社会中，当饥饿或其他自然性危险还是人类社会时刻面临的主要威胁，科学技术还只是解决这些威胁的根本手段时，人们不会去探究启蒙理性内在结构的悖论性，以及这种悖论性结构可能带来的风险，或当科学技术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改造还相当局部和粗浅时，启蒙理性制造的风险也难以为人们所认识。[57]然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已有了不绝如缕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当这些类似的现象和情形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时，人们完全可能去探究工具理性内在结构的悖论性，以及这种悖论性结构可能带来的风险或消极后果。换言之，审美的超越性完全可能跨越无奈的妥协性。在这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所谓“代价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审美价值取向的“迷失论”。
2.3.1.3历史理性的歪曲和迷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诸如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改革剧的艺术创作来说，面对这些醒目、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发展经济就要违心地容忍一些伤天害理的丑恶行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情、人性和人的尊严与价值就可以置之脑后？
辩证地看，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历史理性”是一种对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与健康发展的肯定性力量，因此，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就应该将历史理性和经济发展作为审美价值取向不可或缺的维度，成者说，就应该充分肯定历史进步，充分肯定物质丰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面对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我们决不能把“改革”和利益的再分配、把发展经济同不择手段地“弄钱”，肤浅、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还不能把经济判断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因为，发展经济的真正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的公正与“人”的健康发展。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方面，某些改革剧作品所呈现的“历史理性”出现了歪曲和迷失的情形。其显著特征是，某些改革剧作品中的“历史理性”没有落实到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的人物身上，也尚未对“改革者”身上所具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进行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