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规律而言，事实上，“故事情节”是人物行动及其性格表现与发展变化的载体，它使创作者所把握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彼此沟通，并通过艺术叙事形象地体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不仅要注重情节的外在意义，更要使流动在情节中的情感、意义、动作等成为心灵的表征。在这里，具体说来，重视“情节表意系统”并发挥其在人物塑造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
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的七个“面”中，“故事”虽处于最低的等级，但福斯特绝没有轻视“故事”的意思，相反，他指出，故事“本是文学肌体中最简陋的成分，而今却成为了像小说这种复杂肌体中的最高要素。”[76]对影视剧艺术来说，从接受的角度看，观众需要故事，尤其是，中国观众对故事有一种经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来的审美偏好，以至于消费故事成为了中国观众特有的一种审美习惯。当然，强调故事情节决不意味着为故事情节而故事情节，或如有人所说，作为一种通俗的大众艺术，电视剧“就是向观众出示一个白日梦”，“对许多观众来说，有一个热闹而又好看的故事每晚伴随他消愁解闷也就足够了。”因此，通俗电视剧是“语言自来水”、“形象自来水”，它“没有深度，只有平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其中，“性格、典型、思想深度、意境之类都变得失去了意义，新的消费文化的规则用代码化、符号化、用复杂纠葛中的简单人物取而代之。”[77]事实上，诚如高尔基所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构成的历史。”[78]这表明，通过精心构思和设置的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塑造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是被丰富的艺术实践证明了的艺术规律。
在《省委书记》中，创作者大胆地介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紧紧抓住大山子矿务局转制、引资、用人、下岗职工再安置等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尖锐而重大的问题，并以此为背景，展现出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各色人物的人生表演。尤其是，陷入官情、民情、亲情、法情等多重矛盾关系之中的贡开宸，其开阔的胸襟、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情感等均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展现出来，进而使一个执政为民的高级领导干部形象生动地呈现在电视荧屏上。在《好爹好娘》中，县委书记孙浩始终处于古城县各种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比如，待岗的乡干部“大闹太平间”，“小方庄血案”中乡镇干部逼死人命，周村的干群关系日趋恶化，佟怀志一手提拔的亲信苗刚在就任县长之后逐渐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在作品的人物塑造中，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才有了孙浩性格的碰撞、升华和发展；正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困苦、窘迫、挫折的磨炼之后，孙浩的“德、才、器、识”方一一体现了出来。再比如，在《人间正道》中，站在社会改革和时代发展的风口浪尖上，作品每每在激烈的矛盾中将其人物推至一种“绝境”。比如，吴明雄上任后，大漠河水利工程非上不可，因为，只有解决水患，才能避免上泉旺村与下泉旺村年年械斗、年年死人的悲剧；环城路非修建不可，因为这已成为了制约平川市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吴明雄在带领平川一千多万人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的同时，其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劈波斩浪的壮美之感。
2.在多维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人”
在某种意义上，“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文体特性决定了改革剧要通过人物间的多维关系来塑造人物形象。在这里，借助对“三角关系”这一常见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多维人物关系的设置对改革剧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和影响。
从功能上看，人物间的“三角关系”有利于编织一个开放而密实的关系网络。在具体运用中，它具有强大的再生功能，即，在其主干三角关系上，可以附生多种次一级的三角关系，同时，不管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之“网”撒播多远都可以通过其主干三角的“纲绳”加以控制，而不会导致多种人物及其复杂关系的漫漶不清。[79]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其“三角关系”有多种表现形态。在这里，依据其在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首先可以将它区分为“强三角关系”和“弱三角关系”。
《三连襟》中的人物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强三角关系”，甚至可以看作是通过“强三角关系”来塑造人物的一个范本。在作品中，创作者明确地设置了剧中主要人物之间的“三角关系”——松湾县牵牛乡三个毗邻村（凤凰村、状元村、光荣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天生、刘逵、石福，他们分别迎娶了老乡长段海山的三个女儿三凤、二凤和大凤。如图示：
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故事情节以三人的性格冲突和情感纠葛为主线，并围绕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和狭隘意识，联合起来推广种植高科技转基因优质强筋小麦，实现农业产业化这一中心事件来展开。在剧中，三位村干部既是“三连襟”，又是竞争对手。其中，孙天生精明能干，当状元村埋头生产粮食的时候，他却意识到，现代农业要想有大发展，就必须增加农业的高科技含量，就应该联合起来搞中国特色的大农业。刘逵脾气犟，对谁都不服气，加上状元村是全省闻名的种粮大户，因此，一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意识是他头脑中的潜意识。在他眼里，孙天生只是一介书生，不是他的对手。而在孙天生和刘逵的矛盾冲突中，石福看上去置身局外，或坐山观虎斗，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场中国农民的性格大战中来了……显而易见，这一“强三角关系”对孙天生、刘逵、石福三人的性格塑造和形象表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就“弱三角关系”来说，它常常是在情节主线之外展开并呈现出来的。比如，在《乡里故事》中，作品的情节主线是程天民、许宝军、杨松伟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但以杨松伟为中心又同时演绎着几个女性的命运故事。这就构成了一个“弱三角关系”：在作品的前半部分，这个三角关系是由“赵红瑶—杨松伟—程三梅”三人构成的，其主要功能在于突出杨松伟性格中被压抑的一面；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因赵红瑶之死而缺失的一角由程二梅补足（“程二梅—杨松伟—程三梅”），而且，她还迅速成为了杨松伟的得力助手，并促使杨松伟最终成为了一名新型的乡镇企业家。
其次，从“三角关系”的主次关系看，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为“单三角关系”和“复三角关系”。其中，单三角关系是基础，复三角关系是由单三角关系演变而来的。在《抉择》中，其单三角关系体现了“反腐败方”、“腐败方”、“群众方”三方面人物间的复杂关系。如图示：
通过这个“单三角关系”，作品多角度、多层面展现了人物间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处于“重重包围”和矛盾中心的李高成在一场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中，最终完成了由情感的迷惘、失衡到达成新的平衡这一精神演变的突围历程。
就“复三角关系”而言，在《山不转水转》中，由“吕二才—变儿—花眼儿”构成的单三角关系中，吕二才追求变儿，花眼儿追求吕二才。而在这个单三角关系之外，一个离中心情节较远的人物——来福，他又喜欢花眼儿。于是，在“吕二才—花眼儿—来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复三角关系。尽管作品没有对这一“复三角关系”进行深入的展开，只是对花眼儿与来福的关系作了某种未来展望，但如果这一复三角关系得以加强，即，为吕二才设置一个情敌，那么，这一三角关系就会演变出一个以“花眼儿”为中心的复三角关系。
此外，有些作品的“复三角关系”中还套有其他的三角关系。这就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并使其所包含的情节容量和对人物性格的开掘力也可能更大。比如，在《浦江叙事》（20集，贺国甫、白芷编剧，苏舟导演，1996年播出）中，作品以罗逸明与叶玲的恋情为主线，加上雷贞追求罗逸明，宋忆宁追求叶玲，进而形成了多个复杂的三角关系，并在多样的矛盾冲突中演绎人物间的情感纠葛和性格冲突。在功能上，这一多重的复杂关系不仅为罗逸明与雷贞后来的真诚结合进行了有效的铺垫和暗示，也为申华厂的企业改革如何突破重重障碍提供了解读线索。
3.3.4情理激荡与人性提升
在中西文化中，“情”与“理”的内涵总体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然而，不管中西“情”、“理”内涵的差别有多大，但“激荡”、“交融”、“和谐”、“统一”等都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共同的美学追求。事实上，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感性存在物，因此，在艺术创作和人物塑造中，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执。这正如约瑟夫·祁雅理所说，“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80]这表明，“情”与“理”之间不是非彼即此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换言之，“情理激荡”是艺术创作和人物塑造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审美张力。
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维度，“情”与“理”的关系既体现在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取向上（如“历史理性”、“人文关怀”等），也普遍存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在改革剧的艺术创作中，“情理激荡”和“人性提升”是其人物塑造方法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其显著特征是：以理性的回归和建构为前提，以人性、人情、愿望、意志等的不断解放为重心，并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实现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情感意志的丰富化、理性信仰的科学化。然而，由于时代生活的复杂性，改革剧人物塑造中的“情”、“理”关系呈现出多样的审美向度。具体说来，其情理激荡和人性提升可以划分为“以理统情”、“以情引理”、“情理互答”三种表现形态。
1.以理统情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后发外生”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进步与发展成为了一种无可争辩的时代主题。因此，在这一深厚的历史语境中，改革剧人物塑造中的“理”往往拥有一种主导优势，比“情”得到更多的眷顾。经过对这种“情理激荡”进行结构和性质上的仔细甄别，我们可以看到，“以理统情”这一表现形态又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以理掩情”。所谓“以理掩情”，即是说，在“情”与“理”的统一体中，往往是彰显了“理”而忽视了“情”，或淹没了“情”。这在一些早期改革剧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比如，在《乔厂长上任记》“改革-反改革”的二元叙事中，改革派“铁腕人物”乔光朴依靠自己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和说一不二的作风，雷厉风行、除旧布新，击败了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原厂长冀申，并使一个长期亏损的电机厂恢复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在乔光朴形象的塑造中，也许是为了彰显改革事业的重要性，或突出新的创造活动改造旧的历史惰性的紧迫性，作品对乔光朴“情感”一面的表现是相对贫弱的。比如，为避免闲言碎语，也为了营造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乔光朴不经商量，便宣布与情人童真已结婚的消息。尽管这一情节在作品中被轻描淡写地滑过，但“症候”特性使我们看到，在乔光朴的潜意识里，在发展生产、推进改革的“理”面前，情感的伤害、人文的关怀、感受的委屈算不了什么。不必赘述，在《大角逐序曲》、《抉择》、《大厂》、《坨子屯纪事》等作品的人物塑造中，这种“以理掩情”的情形都有明确的表现。甚至，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遗留因素，这种“以理掩情”的情形依然存在于现今一些改革剧作品的人物塑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