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昂然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让人刮目相看。世界惊奇发现，中国社会面貌光彩焕然，已非昔日可比，这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
回首过去，我们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艰辛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与我们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演绎出激越曼妙的交响，我们既取得了累累硕果，也面临着重重挑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这些年中国学界所走过的不凡历程，可以说是发展与困惑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给予的坚强支撑，历史带来的巨大机会。
人至三十当是而立之年，而当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他的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应该是——
首先，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而研究现实，也不要割断历史，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其次，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和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突现和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这套丛书宛如一阁雅集，泛着书香，和着墨韵，透着笔力，跳着新意，凝着理性，闪着睿智，翻阅在手，会让人感到亲切可读，不忍释卷。这套丛书绝不泛泛而谈，更不人云亦云，而是深刻专注于一论，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照媒介万千世界的复杂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如同透过一个视窗看到了万花筒的一次奇妙变换，或者像是随着一位导游进入一个秀丽壮美的旅游胜地，眼前美景让人不由地击节赞叹。
这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 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外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我们深知任何学术研究，犹如探险，入之愈深，得之愈奇。我们庆幸的是，时代在感召着我们不断求索进步，我们所做的，只是承继了前辈脚步往前多迈了一步，仅仅是负起了这代学人应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本不该有“探骊得珠”的奢望，但若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
邵培仁
2009年11月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