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恩列的舆论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舆论思想
客观公正地表达社会舆论，是报刊取信于民、享誉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舆论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社会舆论是“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它可以独立地发挥“社会舆论的法庭”的作用。马克思还指出，报刊不仅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这种制造舆论的方式包括：把存在于某一特定环境或局部中的比较集中的而又与社会全局有密切关系的意见加以传播、扩散，以引起社会的大反响，使原先存于一隅之地的舆论扩展为天下皆知的舆论；通过议题设置，有选择、有重点地传播某些新闻，使公众形成对某个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报刊自己并不是对象本身，而只是关于对象的意见。报社是社会舆论机构，是舆论的载体，所以，“使报刊变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的，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所以，“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
出版自由与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一样，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其实质“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地发表一切意见”。恩格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理解的出版自由，是商品交换中的自由因素在政治上的折射；共产主义的出版自由首先要摆脱资本的束缚，使每个人的自由成为所有人自由的前提。在新闻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报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都是以出版自由作为出发点的。没有出版自由，便没有工人运动；争取出版自由是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和成熟的标志。出版自由不仅规定了报刊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而且还决定了报道言论的真实程度。所以每个阶级的报刊工作者，无不以争取、扩大出版自由为目标。要科学地理解出版自由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自由的阶级性、相对性和目的性。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自出版自由口号提出以来，它一直属于社会特定的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有法律规定的自由。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虽然各个阶级的目的并不相同。
“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干预运动”，“成为运动的喉舌”，实际上就是站在运动的前列，以正确的思想来引导运动机器参加者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而，在办报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报刊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办报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意图，并且与一切违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言行作斗争。
二、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
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有着深刻的认识。列宁把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进行了肯定性评价。首先，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以确立，使无产阶级得以利用报刊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同时，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衡量文明开化的主要标准，是人类历史重要的里程碑。
列宁指出，“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占有印刷所和纸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固然，资本主义社会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制、保证金制等专制控制手段，各党派各团体均可自由地出版报纸。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只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不变，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利，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由于贫困的无产者无法拥有资产阶级那样多的纸张和印刷所，故而无法平等地享有这一自由。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报纸对于资产阶级是完全自由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是彻底的不自由。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际是有钱人的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出版自由又转变成了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即暗中收买、公开收买和制造有利于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却偏要把它说成是全民的自由，似乎无产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也能与资产阶级一样不受限制地享有这一权利。
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使报刊摆脱了资本的控制。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是有阶级性的，它不是超阶级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享有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只能是大多数人(工农群众)的自由，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可以免费地从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的各级报刊获得消息，自由地参与这些报刊的业务活动，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对于社会组织及政府的监督权。列宁强调，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中，首要的是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能让这种武器完全留在敌人的手中”。由于“这种武器的危险性并不亚于炸弹和机枪”，因此应该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这种污泥浊水和肆意诽谤，防止黄色和绿色报刊任意玷污人民的初步成果”。另外，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也是一种相对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出版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完全实现。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初建，出版自由的实现只能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列宁论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在严格意义上说，党性是指现代意义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不同政治倾向，是指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派性。所以，列宁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的结果。反过来说，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有其党性要求，使每个党员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资产阶级政党否认其党性原则，标榜“公正、客观”的面容。无产阶级政党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党性，认为“党性既是政治开展的条件，也是政治开展的标志。”“没有党性，或缺乏确定的党性或组织性，至少是表明阶级的不稳定（在坏的场合，这就是政治骗子欺骗人民，这种现象在议会制国家中是人所共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使其能够团结自己的党员，把党的原则贯彻到工作的各个方面，把全党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目标上来，集合到党的旗帜下面。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报纸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践这个原则。”这一原则包括，（1）“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一个组成部分。”（2）“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3）党保证“每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党假如“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4）党的出版物“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主张全面地反映舆论，因为全面是实现新闻真实的关键，“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或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列宁的“全面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舆论是有指导意义的。如果我们缺少开阔的视野，不具有深邃的目光，没有比较，不会鉴别，既不知道事物的来龙去脉，又不理解此事物与他事物之关系，自然就谈不上准确、真实地反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