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舆论的研究
中国对舆论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舆论学著作。这些舆论学著作对主要的舆论课题进行了系统性、开拓性的研究和探讨，搭建起了中国舆论研究的基础框架，使舆论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得以确立并拓展。如果说在80年代末以前，舆论研究还不能称为“学”的话，那么从80年代末起，对舆论本质规律认识与探讨的系统化、著作化，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正在形成。
80年代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舆论研究成果涌现，并产生如此热闹的场面呢？
一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舆论学的研究开了绿灯。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及提出建立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学术界人心振奋。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学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去。我国的舆论研究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摒弃了关门主义，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的东西学习。在时空的纵横比较中，舆论学研究在这个开明盛世里一下子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舆论得到进一步地尊重和反映。
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内容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舆论的巨大影响引起了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关注。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推进舆论学的研究，特别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摇旗呐喊的大众传媒，其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对舆论研究的需求十分紧迫。新闻媒介如何反映舆论，如何进行舆论调控，如何进行舆论监督，如何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等问题都成了新闻舆论界急需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以这些为重要研究内容的舆论学，无疑给人们许多启示和新鲜感。
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使许多学科得到新发展，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兴起，促进了对舆论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研究。这些学科往往是建立在大量引介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的。在对国外的理论引介中，根据现实的需要，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其中论及舆论理论和现实中的舆论现象较早地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并在其著作中对舆论现象进行单独章节的探讨。这些研究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对舆论研究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80年代末以后舆论研究著作的涌现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舆论进行探究。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对舆论进行研究的，往往论及了“舆论的重要性”、“大众传播的议题设置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舆论作用”等。也有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对舆论进行探究的，论题涉及新闻传播与舆论的关系、新闻舆论的性质和层次、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对新闻舆论的宏观调控等等。这些舆论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基础性的问题上，如认为舆论是公众的议论，是相近意见的沟通与交流中显性传播；舆论传播具有说服性、流动性、涨落性、整合性的特点；新闻传播对舆论产生具有极大的影响，言论自由的基本含义应该包括舆论主体运用大众新闻媒介传播自己的言论的权利。
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中对舆论现象研究最深入的学科之一。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贯通而产生的科学，8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对舆论的研究不但涵盖了一些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在深入研究中有所创新。这集中表现在对“社会舆论”、“舆论和大众传播”、“流言和危机状态”、“民意及其测验”等课题的探讨中。社会心理学者认为：“舆论位于上层建筑（其中主要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之间，处于中介地位”，一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总要借助舆论的力量实现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实现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控制。因而，他们提出了“拟态公众”的概念，认为机关、学校、企业设立的宣传部门和接待部门，负责宣传本单位的方针、政策等，执行舆论群体职能，但这种舆论群体与本来意义的公众有所不同，它只是对公众的模拟。社会心理学者也对流言和危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流言与人们的危机状态是分不开的，流言是一种自发的、扩张性的社会现象，它的传播过程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是“显现状态和潜在状态的相互交替”，“内容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化”。另外，社会心理学也较早对民意测验的作用、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舆论的考察，虽然不能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相比，但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创造性的。
事实上，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宣传学、新闻学等诸多学科都对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为舆论研究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国处于初创时期的舆论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节中国对西方舆论传播思想的引介
舆论学是一门高度整合的学科。西方社会的理论舆论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众多学科的参与，形成了关于舆论形成研究的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途径、理性主义、综合性研究等视角。中国对西方舆论学思想的引介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众多的社会科学对西方舆论思想、流派的间接引介，这种引介的直接结果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对西方舆论思想的精华的吸收和创新。另外一个是舆论学研究者对西方舆论理论思想进行直接引介。中国对西方理论的引介主要由前一种途径进行，即多以我国社会科学为中介的，这与舆论学是一门边缘性的、整合性的学科不无关系。
一、现代心理学途径
现代心理学理论在我国的舆论研究中影响深远，许多心理学的概念被直接运用于舆论研究之中，例如认同、冲突、动机、固执、挫折、罪恶感、不和谐、合理化、自我防卫等等。我国心理学研究者在早期的探讨心理学问题以及相关的个人意见、群体意见时，广泛地吸收和运用了西方心理学的术语和理论，并有意无意地论及了舆论的研究课题。心理学途径对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意见产生心理方面的探究。从人的四种液体（血液、黏液、胆汁、忧郁液）来解释人格、态度和意见；从遗传和生理角度来探究态度、意见的影响；以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探求传播对态度改变的影响等等，都是我国心理学引进国外的理论后在舆论研究中的运用。这其中对我国舆论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两个学派。
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是西方心理学的两个重要分支。精神分析学派以弗洛伊德为代表。弗洛伊德探讨了意见形成的心理因素，认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大部分以无意识(潜在)的形态存在，意识的表达相当于浮在海面上的冰山，而无意识则深藏在水下。人有一种把内心的积蓄力量外发的倾向，这种愿望得到适当的满足，便会有一种快感，否则会感到压抑。
舆论调查中常见的关于满意程度的各种提问，便是以此为依据，调动被试者的自我感知，从而了解各种意见的深层结构。精神分析学派注重研究基本愿望的发生与压抑，无意识的存在，以及个人人格对环境的失调等问题，认为意见的表达与个人基本愿望的实践常分不开，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举手投足，可以表现自己的愿望。弗洛伊德对意见执持的方向进行了积极的研究，认为：人在婴儿和幼童时期的经验决定了人的人格结构和态度模式，这套模式限制和塑造的不只是自我的形象，还有对政治议题的社会看法和观点，私人意见和舆论的产生乃是一种受到限制，甚至被扭曲的部分。
西方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较为强调外部对人的生理性刺激在个体意见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承认人的主观意识在意见产生中的作用。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使人只能通过学习行为模式而非行为来适应生活的需要。人类行为最重要的形式，不是非学习的行为而是学习的行为。意见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也可能是学习而来的。纵然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以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仍然脱离不了学习的痕迹。
从心理学角度对舆论形成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说明个体意见形成的心理要素，有助于理解人的情绪、意见等外在表达的内在结构，进而更多地理解舆论的深层结构。但是舆论毕竟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心理状态、思考过程非常复杂，心理状况和心理因素无法完全解释意见形成的过程，这样，如果单纯从个体的生理与心理考察舆论，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西方心理学对舆论探究的途径，为我们研究作为一种浮动的意识形态的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我国的舆论研究者在国内外心理学中，吸取了有益的知识，使心理学理论成为我国舆论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