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舆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舆论监督的最大变化是舆论监督的规模化、公开化和制度化，舆论监督的自主性加大，舆论监督开始了向理性、建设性方面的转型，并形成了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官方话语形态、法律话语形态和知识话语形态。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获得了知识支撑而具有了自我生长的内在动力，大众传媒对政治权利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就会通过不同的话语形态被安置在一个对话、交流、冷静的张力空间中。在这个张力空间中，舆论监督的功能会得到良性发挥。也有研究者提出社会生活中的言论可以分为隐藏话语和公众话语。“鸡蛋模式”可以用来表示言论越轨模式。公众话语分为三种：蛋黄表示处于统治地位的宣传性言论，蛋白则表示既不是宣传中心也不越轨的一般性公众言论，蛋壳表示在公众话语圈公开发表的越轨言论，蛋壳之外则是隐藏话语。言论越轨机制一般有四个环节：越轨的意识、越轨的诱惑、越轨的理由、预期的反映。在网络媒体中，基于网络的匿名性、缺少“守门人”等特点，这种言论越轨模式既有颠覆又有重建。
有研究者提出了舆论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决策过程的三个环节：提出社会目标——管理决策(过程)——反馈社会效果。认为民意提供的实际上是两种东西：一是建立社会发展的目标取向；二是提供一个相应的效果评估、反馈意见，并进一步分析了舆论如何推动社会公共管理决策链条的良性运作。在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执政党和政府作为中国传媒改革的主要动力源之一，是舆论监督的推动者，而舆论监督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媒体自身。研究者提出只有明确执政党和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舆论监督难题。
中国专业化的舆论学研究传统并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时期，是当时中国“国民舆论大觉醒”的产物。罗家伦、徐宝璜等新式知识分子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启蒙推动下，将活跃的社会舆论现象与他们所接受的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结合起来，对社会舆论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实现了传统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方面的现代转型，从而开创了中国专业化的现代舆论学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历史的追溯加深了舆论学研究的深度。
六、国际舆论研究
国际舆论研究作为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有研究者选取了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双边协议后一周内12篇不同来源的报道作分析，采用叙述框架的分析方法分别研究这些报道的主题、关键词语和新闻来源。研究表明，西方世界借媒体以影响受众思想，进而达到引导舆论、控制舆论的目的。西方媒介对全世界的舆论垄断正在形成，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日渐增多，为打破正在形成的西方对全球的舆论垄断，扭转我国在国际舆论阵地上的被动局面，研究者提出了加强我国对外报道的有效策略。有研究者对国际舆论本身的含义，及其与国内舆论的区别以及国际舆论的作用作了深入研究。研究者发现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舆论主体的不同，存在空间的不同，政治性和信誉度。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总是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和针对性。涉华国际舆论的发展趋势，即长期性、复杂性和引导这种舆论的艰巨性，涉华国际舆论的最大特点是政治功能非常突出。
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抵制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改进对外报道，完善和规范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和服务，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监管等，是新形势下提高国际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途径。汤光鸿的《国际舆论及其环境的营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张铭清的《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4期），刘小燕的《政府对外传播表现形态及两种舆论状态》（《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范昀的《论影响世界舆论的几种传播方式——以中央电视台〈透过历史看西藏〉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舆论进行了探讨。
七、危机传播与舆论研究
危机事件发生时的舆论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丰。有研究者以翔实的资料和抽样统计结果为依据，分三个阶段对中国传媒抗击“非典”报道进行了全景透视，深入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是非得失，并从整个抗击“非典”报道引发了关于媒介的角色回归、体制改革、环境监测、生态平衡、报道方式等问题的思考。有学者则具体阐明，在大规模突发事件中，如何抓住危机传播的五个环节，以营造和谐舆论，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研究者提出，必须建立良性的社会舆论互动模式，以及时化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传媒既要维护政府权威，又要在乎民众需求，在法律和事实允许的范围内，在行业道德规范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沟通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预警机制与媒体信息发布机制的有效互动，对公众特殊环境中的信息需求做出最富有成效的响应，建立社会舆论的互动传播机制，真正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如何把握新闻规律，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赵化勇提出，第一，要真正尊重新闻规律，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和内容的透明度，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第二，要突出正面宣传和以人为本，增强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牢牢把握舆论导向。第三，要坚持贴近舆情和民情，注重对热点问题的引导，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电视报道靠一家单打独斗不行，要靠全系统、全社会的团结协作，形成合力。第五，要真正重视和加强应急报道机制建设，提高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能力。另外，沈正赋的《灾难性事件中的新闻舆论监督平议——从广西南丹特大矿难事故谈起》（《声屏世界》2003年第8期），方雪琴的《信息公开与媒体理性——试论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叶皓的《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舆论引导》（《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彭益群的《灾后新闻舆论引导的方法》（《青年记者》2008年第20期），李莹玮的《灾难报道中媒体的传播效应和舆论导向功能》（《青年记者》2008年第23期），郑保卫等的《汶川大地震报道——一次成功的舆论引导实践》（《新闻界》2008年第3期），这些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研究，创新探索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