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是研究社会公众共同意见如何制约人类生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变动的整体意识，以及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交往的语言关系所构成的总体模式。它的研究目的和任务在于探讨舆论的各种规律与法则，从而正确地运用这些规律与法则改造社会。舆论学史则是研究舆论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只有在纵向、横向的时空考察中，才能认清我国舆论研究发展的轨迹、规律及其趋势。我国舆论学的历史不长，特别是对理论舆论学的系统研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舆论学的前景则是非常广阔的。
第一节国外舆论研究的演进轨迹
早在古希腊伯利克里时期，西方就产生了人类最早的舆论研究。那时的人们崇尚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雄辩，有一批像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那样杰出的传授论辩术的舆论旗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思想家高度重视社会舆论问题。
西方的舆论学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在19世纪初期，西方的报社因为其与舆论的密切关系，率先对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研究。他们通过模拟投票来预测选举结果并撰写了相关专题的舆论研究论文。这种建立在民意测验基础上定量性的研究，为舆论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19世纪中叶以前，是舆论学步入临产前的活跃期。1762年，卢梭首先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舆论”的概念。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富于创造性的舆论学研究著作的出版，真正为舆论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1843-1904）写了《舆论与公众》一书，是人类舆论研究史上第一本专著；马歇尔．卡特．特里普的《美国政府》一书第五章，专门论述了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及新闻媒介等综合压力之下的舆论体制，分析了舆论的本质和形成阶段、舆论的统治、舆论机关的作用以及舆论的类型和行为，讨论了美国人制造舆论的根本特征；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在其《美利坚共和国》一书中探讨了舆论与政府的关系，对舆论的功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沉默、冲突、民众控制和人民意志这些阶段是舆论与政府关系的互动过程。这三本著作对后来的舆论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加入到舆论研究的队伍之中，为舆论学研究的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学研究者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舆论加以研究，而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则侧重于从个人行为和团体行为形成的角度对舆论加以研究。此时，舆论研究生气蓬勃，出现了两项经典之作：一是英国人戴西的《十九世纪英国法律与公众舆论关系讲演集》，书中研究舆论的历史，发掘舆论与法律、舆论与权威的关系。二是本特利的《政府过程》，书中十分突出地分析了有组织的团体在意见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对压力团体与舆论、公共政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20世纪初，美国人民厉行改革，鼓吹罢免、创制、复决，呼吁直选参议员，都使民意增加了无比的重要性，倡导民意因此席卷美国。1922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出版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初具学说体系的舆论学著作——《舆论》，标志着舆论学的诞生。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对舆论代表“民族的意志”、“集团的意见”、“社会的意图”等观点，对舆论领袖和报刊的作用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为现代与当代的舆论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论断。但由于这本书渗透了现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许多哲理，阅读起来不免晦涩费解。之后，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以全新的视角探析舆论的形成，而使舆论研究文献更加丰富。1939年，美国人艾尔贝格出版的《舆论：导论》，是一部比李普曼的《舆论》更专业化的著作。全书分为23章，论述了包括舆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传播、语言、心理过程等对舆论的影响，舆论的地理分布、态度与意见等内容。该书拥有一整套规范细密的概念范畴，明确了舆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形成了体例完整、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不但对舆论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和追溯，而且试图探索舆论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1932年，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开设舆论学课程，其他高等教育单位也紧接着设立舆论研究所和在高校中开设相关课程，有关舆论学的教科书也陆续出版。20世纪30年代，舆论研究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舆论学研究层面不断增加，压力团体、宣传、政府资讯与宣传、舆论测量与理论、意见心理学等课题成为舆论研究的主流。
19世纪30—50年代，为适应与德日法西斯进行意识领域的斗争的需要，美国舆论和宣传研究机构兴起，舆论、公共关系、宣传分析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1935年以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宣传分析研究中心，并创办了《舆论季刊》。《舆论季刊》以其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迈向舆论科学》一文为宗旨，努力对包括广告、电影、市场调查、舆论测量、报刊、宣传、公共关系、广播，特别是大众媒介、意见量化、态度解读和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1948年，《舆论季刊》成为美国舆论研究协会的正式刊物。1956年，《舆论季刊》主编奇尔兹的专著《舆论——本质、形成和作用》的出版，是舆论学创立、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该书对舆论学的研究历史和主要成果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回顾，在广泛吸收了二战前后心理战经验及其众多邻近学科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舆论研究的程度，拓展舆论研究的视野，并对舆论测量学进行了理论概括，探讨了舆论的识别和调查，以及舆论调查中的理论问题。
曾有一位名人说过：凡是不能运用任何一门数学科学的地方，凡是跟数学没有关系的地方，在那里科学也就没有任何可靠性。也有人说过：数学是科学的大门钥匙，忽视数学必将伤害所有的知识，因为忽视数学的人是无法了解任何其他科学乃至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的。民意测验结果的客观性、时宜性和新闻价值，受到了大众媒介的普遍青睐，特别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民意测验大行其道，出现了卢波、克罗斯来、盖洛普等杰出人物。盖洛普深信公众具有良知，舆论测量是探索关注国家事务之良知的有力工具。盖洛普先后成立了美国舆论测验所、英国舆论测验所，他最先在调查报告中专业性的告知读者舆论测量的设计和执行过程，引导读者了解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随着舆论测量的深入人心，舆论测量的结果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教授肯特利是一位对舆论研究贡献卓著的人物。他的著作《探寻舆论》、《人类关心的型态》和《社会运动心理学》等，都是研究舆论和宣传的重要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认识到心理宣传对士气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十分重视通过舆论测验的方法对军队问题的研究，军队中心理宣传的研究机构很庞大。这种状况是战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纷纷成立舆论研究所的直接原因。战后，舆论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一是延续大战期间的心理战或宣传战的研究，二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如香农与韦弗的《传播的数学理论》、施拉姆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和《报刊的四种理论》等，三是舆论研究在商业方面的拓展，特别是在广告市场研究和公共关系方面。
19世纪60年代后，舆论的阐释、舆论测验的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传播与舆论学者诺尔纽曼在1965年之后，陆续发表了《舆论与社会控制》、《累积、和谐和公众效果》、《沉默螺旋：舆论理论》和《沉默螺旋：我们的社会肌肤》等论著，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析舆论的形成过程，使舆论的阐释有了很大的变化。1960年以后，美国精确新闻兴起，新闻媒介大量运用政治性的舆论测验结果进行报道。可以说，此后的舆论研究已经进入成熟，舆论研究广泛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边缘科学，受到人们普遍关注。
苏联学术界从50年代末开始研究舆论问题。乌列多夫首先突破禁区，发表了《社会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对苏联社会中舆论的现实力量进行高度赞扬。之后，他又出版了专著《苏维埃社会的社会舆论》、《舆论形成研究》和《舆论与宣传》。另一名著名的舆论研究者是格鲁申，他的《关于世界的舆论和舆论的世界》一文，得到了高度评价。进入70年代，苏共开始重视舆论研究，主要的课题包括舆论的特点与规律、舆论的作用和意义、宣传教育、意识形态工作利用、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式方法等等。这个时期，乌列多夫和格鲁申在社会主义舆论是同质还是多元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乌列多夫坚持一元论，认为舆论同质，不具有对抗性，强调舆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和熏陶作用；而格鲁申认为舆论具有多元性，强调舆论是广大公众决策的一种形式。
犹如百花斗艳，随着传播学家、社会学家、宣传学家、公共关系学家对舆论现象的关注，舆论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流派的特征，如理性主义的途径、心理学途径、社会学途径、经济决定论、因果漏斗模型论等等，为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理论。
第二节中国舆论研究的现状扫描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在进入文明社会时代之时，舆论体制就已经渐趋完备，有采风制度、谏诤制度、朝议制度等舆论体制；舆论形式也日渐多样，有奏疏、诗歌民谣、传语时论、露布檄文和文章辞赋等等。人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辩论、游说、上书等活动制造舆论。与此相关的，中国古代的舆论思想也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是民本主义的舆论观和轻言主义的舆论观。
我国的民本主义的舆论文化传统影响深远。早在西周时，著名思想家周公旦就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当以民监”等民本主义观点，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也先后提出了独到的舆论见解，精辟地揭示了舆论规律的某些基本原理，汇聚成了中国古代的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民本主义的舆论思想。孔子提出了“泛爱众”的思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提出了“载舟覆舟”的理论。这些思想主张重民爱民、以德教民，主张用“礼”来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主张重视和积极引导舆论。
与民本主义的舆论观相对立的，是我国古代的轻言主义舆论观。如商鞅认为舆论是“愚议”，故“民不可与谋”，而韩非则干脆把舆论视为“奸术”——人臣的“行奸之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提出了“禁言纲领”，给舆论加上了“惑乱黔首”、“非今谤上”的罪名。轻言主义的舆论观与民本主义的舆论观的同时存在，反映了我国古代舆论思想的丰富，但是这两种思想都只是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已。真正影响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是汉武帝采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舆论策略，这种舆论策略对民本主义舆论观和轻言主义舆论观加以借鉴和渗透，即在君权神授的理论中采取控制思想和有限重民的两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个舆论活跃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