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的时候，朝廷的九寺五监官员大致都已经安排妥当，唯有大理寺少卿一职还空缺着，一时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太宗非常重视大理寺行政长官的人选。他从慎法恤刑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的要求。而且当个人的意旨与法律发生抵触时，能降帝王之尊，依从法律办事。戴胄为人正直，明于律令，太宗便任命他为大理寺少卿。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受太宗召见，身带佩刀进入太宗所在的东上阁。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携带兵器进入皇帝居处是要处以死罪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长孙无忌身带佩刀进入东上阁，监门校尉有失察之罪，应当处死。无忌带刀入东上阁为失误之举，可以罚铜20斤。太宗依从了封德彝的意见。戴胄予以反驳，他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带入，同为失误。但是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失误为借口。法律规定：‘为皇帝供应汤药、饮食、舟船，有所失误违反了法律的，都处死刑。’陛下如果考虑到长孙无忌过去的功劳，不加治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门该管的事了；如果按照法律处理，对长孙无忌只处以罚铜，不够恰当。”
戴胄的话使太宗立刻认识到原来的处理有失公允，依法办事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于是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监门校尉既然要处以极刑，那么，怎么能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屈法顺情从轻处理呢？”但考虑到不能因为无忌这次失误就予以处死，就令大臣再议。封德彝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又要采纳封德彝之议，戴胄又反驳说：“校尉是因为无忌的失误才获罪的，按照法律，他的罪过应当比无忌要轻。若论失误，他们是一样的，可是一生一死，轻重悬殊太大。我冒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请陛下改变原来的判决。”太宗没有为戴胄的犯颜直谏而动怒，反而很赞成戴胄正直不阿的品格，最后免除了校尉的死罪，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贞观初，朝廷选官，不少人伪造资历和门荫，以求做官。对于这种诈冒资荫的违法行为，太宗十分动怒，敕令自首，不自首者处死罪。不久有一位诈冒资荫的被揭发出来，戴胄依法断为流刑，上奏太宗。太宗看到戴胄没有按照他的敕令去做，很有意见，板着脸对戴胄说：“戴胄，你应该知道朕的旨令。今天，你判他流放，这不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朕说话不算数吗？你是不是受了他的贿赂？”戴胄说：“如果这个案子一经查出，陛下就把当事人杀了，我也没有办法，既然陛下把案子交我审理，我身为大理寺少卿，受陛下和天下百姓的重托，怎敢违背法律随意处置，只能严格依法办事。按照法律规定，我只能判他流放。”听了他的话，太宗不由皱起眉头，板着脸问道：“你按律办案，自然应该，可是你想过没有，让朕失信于天下，如何是好？”戴胄说：“陛下，国家颁布法律就是行大信于天下，个人的言语往往出于一时的愤怒，不能成为断案的依据。当时陛下因一时愤怒说要处死假冒的人，其实心中知道这样做并不合适，所以才会把案子交给大理寺按照法律审理。这正是陛下忍小愤而存大信的表现，全国百姓将会更加看清陛下是依法行事的圣明君主。”
戴胄这番合情合理，又维护了皇上威信的话，解开了太宗心中的疙瘩，他当然化怒为喜了，众大臣也都十分佩服戴胄的聪明和正直。大理寺的官员们更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太宗明白了戴胄的用心，充分肯定了戴胄正直守法的精神，说：“朕执法有所失误时，你能大胆为朕纠正，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朝堂中的空气顿时缓和下来。
在那个皇权大于法的朝代，戴胄能够冒犯圣颜，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公正和统一，确实是了不起的。试想，如果我们现在的法官也能不顾权力部门的压力，秉公断案，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性，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也就不是一纸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