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小时候，特别爱玩一个游戏：在放学回来的路上，看到蚂蚁，就用樟脑球在地上画一个圈，然后看着那只蚂蚁转来转去、由恐惧到着急进而狼狈又无奈的样子，觉得很可笑，感觉人很了不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一只蚂蚁的命运，玩弄它或者毁灭它，不费吹灰之力。
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地发现，人其实很渺小，在宇宙面前、在不可预知的命运面前，不过是一只蚂蚁。放到自然界里，不过是一棵芦苇，即使生长芦苇的那片荒地暂时还没有被开发商盯上、拆迁队还没有把挖土机开进来，那么，到了秋天它也会一样地枯萎、死掉。帕斯卡尔试图给这棵芦苇装上灵魂之类的精神元素，就不无安慰地说，“人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
“有思想的芦苇”，到底还是芦苇，终究改变不了“人生一世，草木三秋”的命运。现在，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生被称为“蚁族”，实在形象又直观。
尽管，用樟脑球欺负蚂蚁的行为太不厚道，但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圈子，其实是很不好玩的东西，能让人像蚂蚁闻到樟脑球的气味一般，由最初的兴奋、好奇到最终的恐惧、疲惫、尴尬、狼狈直至绝望。鲁迅到死都对他所处的作家圈子充满恐惧、愤怒和绝望，以至于在临终遗言中谆谆告诫儿子海婴，“寻点小生计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
但人又无法脱离圈子而独立存在，就像人无法脱离社会一样。这就是人的无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我想，一个“有思想的芦苇”，是否也能够尝试像诗人对宇宙人生那样，“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有一次，一位在西南政法大学供职的老朋友来海南，饭桌上，他恭维我说，清华，你是高人。你是作家圈、教育圈、学者圈哪个圈都熟，又好像都不属，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悲哀。也许，本无所谓庆幸也无所谓悲哀。
活着挺好，不是吗？我的好朋友耿开君教授曾经在《人生那平静而哀伤的音乐》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八零年或八一年的样子，看凌子风拍的电影《骆驼祥子》，当苦命的祥子听到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死的消息之后，生命的最后支撑没了，他拉着车从白房子出来，慢慢地走在街上，这时候，我看到在背景的街墙上印着广告：吴昌硕画展。我当时想，在苦难面前，艺术有什么用、文人有什么用？左联的烈士作家柔石也曾经批判丰子恺“最喜欢在吴昌硕的梅花图前低徊吟味”和“又喜欢坐在黄包车中低声背诵香疏影的词”时没有看到“黄包车夫的喘气和流汗”。
没错，我也常常这么问，在苦难面前，艺术有什么用、文人有什么用？就像古人在困境和苦难之中听到蝉叫，就问，老兄，你这样叫根本没人听，徒劳无益，又有什么用？省点口水、笔墨吧。李商隐在一首诗咏蝉中就这样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
但蝉不这样想，活着就唱歌。活一天，歌一天。没有目的，也不需要听众，像不仁之天地一样，“以万物为刍狗”，漠然置之，不需要掌声和鲜花，也不打算毁灭什么，行动未经谋划，任其自然，无知无觉。圣人效法苍天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意识完全漠然，“以百姓为刍狗”，只有做到这样，才“不会因最深的痛苦或最残忍的专制而感到不安”。
为什么唐朝最伟大的诗人、宋朝最伟大的词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远离朝廷，不是被贬就是根本就没有进入那个官僚体系？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直有那么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
我不知道。
如果说诗在言志之外的性情表达上是个短腿的话，那么，词的出现，则帮助中国文人在性情的表达上找到了一个渠道。
我今年40多岁，打算将工作之余的剩余时间全部用来读词、讲词和写词。
我喜欢词，特别喜欢。读词不仅让我身心快乐，还总让我产生许多联想。也许词作者没那个意思，我想得多了。这正是词的魅力所在，用常州词派的话来说，即“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我甚至想，一辈子读词、看诗、下围棋、欣赏书画，那一定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这几年，我越来越不愿意抛头露面，越来越不喜欢交际和应酬，很享受在书房安静读书的感觉。
鲁迅有诗云“无聊才读书”，我却总感觉“不读书才无聊”。明明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怎奈爱书的秉性难移。
扪心自问，我还算个性情中人，尚未失尽本真。以至于读词时，常常兴致昂然，兴奋处忍不住舞之蹈之。
末了，引用顾随先生的话来做结语：
无心人讲话，最怕有心人听，却又正要有心人去听。
陈清华2010年3月6日于海口坐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