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乌江》。感谢《小说选刊》以这种几近“原发”的方式，将这篇小说遴选了出来。
而黎明将近
首先，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在技术上有一个格外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我非常清醒地要求自己，写出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小说”。理由很简单——如今我们这个国度的现状，终于让中国作家在书写城市时，第一次真正具备了某些必要的生命经验，因此，也必然导致此前我们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那些方法突然变得不再那么顺手，我们基于农业文明所积攒出的那些文学财富，也都渐次显得苍白和无效；这个时代迅捷、快速，以技术力量的飞跃式发展为表征，既往的、经典性的文学经验，的确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描述出我们在新境遇之下的新困境。快和慢本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因为快慢不同的现实根基，已经使得我们在结构作品时产生了新的范式与规律，乃至新的美学况味的需要。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新的要素结构小说文本时，最终又必须、也只能落实和回归到“对于人的描述”这一文学亘古的要义上。那么，如何以小说的方式，以今天的方式，来呼应文学伟大的精神传统？毋庸置疑，这个时代可能爆发的问题势必格外凶猛，给人造成的痛苦也势必会格外强烈。但是，如果我们认同城市化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方向性趋势，也许我们的小说就不该过分沮丧于这个大势——人类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去，你说它好也罢，坏也罢，那个方向都是无可避免的，而对于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进行过度地描黑，除了徒增人的悲伤，究竟意义几何？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没有这种自觉，能不能在意识中比较清醒地让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相勾连，并且以符合文学规律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某些劝慰性的温暖，都是值得我思考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中篇以“而黑夜已至”为名，毋宁说是在呼唤“而黎明将近”。因为，我从来相信，时代浩荡之下的人心，永远值得盼望，那种自罪与自赎，自我归咎与自我憧憬，永远会震颤在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里。我这般相信，理由其实同样如此简单——看吧，人类度过了无数的黑暗时期，迄今依旧绵延不息。
因为，上帝视我们为宝贵。
重拾纯洁的残片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基本认可：生命是一个被渐次败坏的过程。好比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任何闭合系统中，无序度总是随时间而增加。既然是定律，便有颠扑不破的蛮横。然而，在生命这样一个密闭的系统中，除却肉体，人尚有心灵，肉体的渐趋残破无可抵挡，心灵的重整旗鼓，却是纠缠我们毕生的功课。以孱弱的灵魂逆向对抗铁一般森严的定律，人之悲伤，除此而外，无以复加。奇异的是，人的灵魂中总是葆有一些难以彻底泯灭的质地，宛如碎瓷，即便蒙受摔打与淬炼，也依旧熠熠发光。这些碎瓷如若可以经历一番化学分析，那么显微镜下、试纸之上，支撑它们的组成物中，必定会有“自尊”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分子呈现。对于尊严的盼望，永远作用在我们的灵魂里，它像水溶的药片，遍布在我们灵魂的细胞中。这是人之愚顽，亦是人之可爱。由此，向善向美，自罪自疚，才成为可能，成为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我不能够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我们，如若根本地不再“虚荣”，不再有被世界正面嘉奖的需要，一切将会何等的无望。在这个意义上，虚荣从来不是一种无可原谅的罪过，渴求被赞美，也从来值得体谅。这种永在的、对于完美的自我追逐，除了让人在歧途中屡战屡败，或者也从根本上保障着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彻底崩盘。
我同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写作于我，不啻为某种自我原谅，因为，我实在是知道，他们所有的不堪，都是我的不堪。我同他们一样，历经摔打与淬炼，在一条密闭的系统中，走向无序与纷乱，犹如一只器皿，碎成一地残片；我也同他们一样，在这破碎的过程中，徒劳，但是有益地怀有某种赞美之情，赞美造物之神奇，赞美内心中被一双大手安放着某些晶莹的品质——这些品质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破碎中，重拾纯洁的残片，梦想一个瞬间后，就会重新成为一具无可挑剔、犹如初生之婴儿一般完好如初的器皿。
今天是儿子的生日，我在异乡的深夜写下这段创作谈后，热烈地决定，明天给予他由衷的赞美。
谢谢《中篇小说选刊》以及《小说月报·原创版》，同样赞美你们。
我在这个世上太孤独
起初接受这个写作计划时，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对于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尽管早有耳闻，并且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的体会，但严肃地以文字方式去触碰，却一直没有动过念头。首先，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隐隐地便可以感觉到其格外的芜杂和庞大，大到似乎难以靠一己之力去触摸；其次，这个问题所隐含的那种几乎不用说明的“悲剧性”气质，也令人内心不自觉地便予以了规避。这就像是死亡本身，尽管是我们永恒的困境，但谁都不愿主动地提前感受——就让它悬浮在我们头顶，只作为一个似乎与己无关的“伪命题”，一来二去，靠着这份规避的态度，仿佛就忘记了那种终极性的压迫。
最终促使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动因，是一则在不经意中看到的新闻。
关于空巢老人的新闻，其实如今早已经满目皆是，翻开报纸，打开网络，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消息闪过——老实说，充斥着的，大多都是些负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夹杂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几乎已经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成了常态，所以多少便让人觉得麻木。人就是这样的奇怪，当某种常态时刻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因为司空见惯，倒仿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了。这就好比空气质量的糟糕，由于人人领受，由于无外如此和只能如此，于是作为个人，呼吸时反而不会觉得十分窒息。
这则新闻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进入我的视野：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九时许，宜春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称中心城区东风大街一名九十五岁老人在家割腕自杀，急需抢救。当赶到老人家中时，医务人员发现，老人平躺在床，面色苍白，昏睡不醒，床前的地面上一摊鲜血，老人左手腕伤口处流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给予紧急处理后，快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途中，家属说出了老人自杀的原因——可能由于年后一些亲人外出务工，身边的家人也忙于工作，在家陪伴老人的时间越来越少，疏于对老人的关心，老人心里充满孤独感，一时间无法承受，这才做出轻生的举动。
消息配发有照片。被救的老人躺卧在病榻之上，形容枯萎，但神情宁静，仿佛根本不曾有过酷烈的决绝，抑或肉体遭受的创伤并不在他的意识之内——就是神形之间的这份落差，突然令我感到了震惊。
我在想，究竟是何等力量，能够让一个活到了九十五岁这般高龄的老人选择从容赴死？消息称，这位老人此番已是第二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唯一的原因，只是因其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此中逻辑，似乎在我们的经验之内，又千真万确地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在我的经验和想象中，高龄老人往往对自己的生命怀有格外珍惜之情，这完全符合生命应有的逻辑——告别之际，便要格外留恋。而且，在我想来，人之暮年，大多会因为历经了太多的尘世悲喜，于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于生命，会有着更为宽阔与豁达的体认，由此，对于诸般痛苦便理所应当地有了更为强大的领受能力。
在我的心目中，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几乎就是一位“神”了。
新闻中提及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格外醒目，这是家属给出的老人赴死的最大动因。那么，是什么样的孤独感，能让一位“神”用锋利的刀片对着自己的手腕割下？能让一位耄耋老者，毅然地选择了离开？
我要承认，正是这个意象令我决定走进这个写作计划，而这个意象的核心词，便是——孤独。
我从来以为，相对于物质力量对于我们的压迫，人类心灵上巨大的困境，更为强烈地作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的病痛，物质的匮乏，乃至种种的天灾与人祸，这些似乎都是外力，有时候几乎是不可辩驳与无法回旋的；而心灵专属于我们，我永远在意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的心灵都无法自已？如果说，空巢，衰老，对于我们还是未来之事，那么，孤独，此刻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它柔韧地蛰伏着，伺机荼毒我们的灵魂。
我想知道，随着我们年华老去，当肉体渐趋衰败的时刻，我们肉体中内心里的那种孤独感，是因何反而逆向生长，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庞大，直至茁壮到先于肉体的衰亡来熄灭我们生命的残烛？
我想了解这位暮年赴死的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们），想了解他的子孙（们）——作为生命的个体。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伤痛的我们这个老龄化时代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就像走进雾霾里，去化验糟糕空气中真实的化学分子，而不再仅仅是无动于衷地将之呼吸进肺里。
当然，网络上的这则新闻不是让我走进这个写作计划的唯一理由。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它的确是一个导火索。那位老人安详的面容之下，就是惊心动魄的酷烈。他孱弱的躯体里，藏有骇人的力量，是这个力量，能让他举起那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若千钧的薄薄的刀片。
以后不久，我就具体展开了访问空巢老人的行动。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要利用假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段，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儿子只有十三岁，正是颟顸无忧的年纪，但我知道，作为他的父亲，我自己终将会有那个概念意义上的九十五岁，关键的是，儿子他也终将会迎来自己的九十五岁。这算不得是未雨绸缪，令生命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儿子的眼前，却是我愿意尝试着赋予他的教育。
于是，这些对于老人的访问，基本上是在2013年的暑假期间和大多数周末完成的。我们父子俩在这一年，走街串巷，深入乡间，频繁地共同聆听着一个个垂暮的故事。直接面对同意“聊聊”的空巢老人，倾听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把对话录在录音笔里。两个小时左右，当然这只是平均数，也有用时一个上午或者更长的时候——因为孤独，老人们的诉说欲往往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诉说，大多数似乎与我们的采访目的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但对于老人整体的生命存在状态而言，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呈现。
不用说，对话大多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的跳跃性太大，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回忆自己的过去，相反，对于自己如今的境遇，他们反而有种近乎羞涩的矜重。这种落差，却让我对此番写作有了某种更进一步的着迷。人性的复杂与深邃，鲜活与生动，在一次次与老人们的“聊聊”中，一次次地被我感受着。
采访当然也有被拒绝的。这本来就在我的估计之内，我将之视为这项工作有机的组成部分。老人们奇特的、有时几乎可被称为“乖僻”的性情，本身就是我要做的这项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事实上，被拒绝的某些场景，如果记录下来，也很能够生动地反映出空巢老人的日常状态——对于这个世界果断地拒绝和粗暴地否定。但由于和整个计划的写作体例不相符合，这种情景大多只好忍痛割爱了。
如何向老人们介绍自己，起初颇令我为难。我很难跟老人们说明我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最利于我与老人们闲聊的身份。好在老人们往往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他们几乎大多数不由分说地将我视为“政府的人”，其中最接近的判断，是将我当作了媒体的记者。对此，我基本上不予澄清，只要老人们愿意对我开口，我未尝不可以来扮演一位“政府的人”，或者是一位“记者”。
但是，这种身份的混淆，在某些时刻又的确困扰了我，尤其当我不自觉地以“政府的人”自居时，聆听老人们的诉说乃至诉苦，就格外有了一份沉重；如果我下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了一名“记者”，那么，为老人们的境遇大声疾呼，差不多就会成为彼时心里强烈的愿望。
这个写作计划的完成，是我迄今最频繁的与数字相遇的一个写作过程。譬如：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预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
不消说，对于数字，我颇为抵触，尤其是这些用于数据的数字，动辄以千万计，所表示出的规模，由于太过庞大，反而似乎只具备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降低了它所应有的那种有温度的力量。还有一类数字，是老人们的寿龄。老人们的年岁，作为数字本身，不过百岁，但此类数字我却愿意详加记录。因为，这些在自然数中不过一百的岁数，一旦置换为人的寿命，却都尽显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