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虽不及“圣人”“君子”人格广泛持久，但它所涉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儒家学说中极富价值和独具特色的理论。
“成人”本身在儒家哲学中有双重含义，一是习俗意义上的成年礼，“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二十而冠”（《礼记·冠义》）。男子行过冠礼即成为社会正式一员。二是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乃指个体人格的全面发展。
关于理想人格意义上的成人，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日：‘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较为完善地建立了成人理想人格学说体系。“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人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劝学》）。综汇孔子、苟子关于成人的论述，其主要含义有五：
其一，“贵其全也”。“‘成人’主要不是指一个人的个性和专长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和发挥，它乃是说一个人的人性得到全面的发展，一个人的人格得到全面的完善”。孔子指出“成人”不仅有智慧和勇气，还要清心寡欲多才多艺。苟子主张“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强调“君子贵其全也”。
其二，“成人”必先“知”，“知”是成人的首要条件。孔子言成人必备的条件“知”、“不欲”、“勇”、“艺”、“礼乐”，以“知”为首。
苟子重智，更是以“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成人的第一条件。
其三，“成人”必须意志坚强。“成人”是一个很难达至的人生境界，“成人”的过程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所以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持续努力、锲而不舍。孔子尝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象征性地说明了成人之路乃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漫长的过程。荀子也强调“积善成德”的成人之路绝非一日之功，只有“加日悬久，积善而不息”，才能“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荀子·性恶》）。
其四，“成人”“不能无乐”。对于“成人”而言，礼乐是不可忽视之手段和条件。孔子一向重视礼乐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以他认为“成人”不仅要有“知”、“不欲”、“勇”、“艺”，还必须“文之以礼乐”。苟子也认为“乐”乃“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不能无乐”（《荀子·乐论》）。“成人”不能仅靠外在的礼义、法度硬性制约，还要辅之以乐教的疏导、熏陶和感化，因为乐教有感动人之善心，使人格趋于完善的特殊作用。
其五，“成人”之气节。“成人”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别人不能左右其处事的态度；“成人”注重精神气节，不甘受辱，坚持操守，“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
四、生与死的问题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人生一世，生有生的意义，死有死的价值。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是重生不轻死，他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生现实世界，他们对于死亡问题的重视和探讨，全部以现实人生问题为归依，而不是重视死亡本身或死后的境界。
（一）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弟子子路曾经问死，孔子答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从此确立了儒家“重生”的基本人生态度。
“重视肉体生命的价值的人生观念，是人类自身逐步壮大起来的标志。人类在同自然的斗争中，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增长，不再是自然力量的奴隶，也不再是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奴隶。人类感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于是有了重视生命本身的理论。”儒家学派秉承其重人生价值的基本精神，对人的生命本身持重生、养生的态度。这一点从儒家所宗典籍及其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尚书·洪范》把长寿作为人生五大幸福之首，把不得善终作为人生六大不幸之一。亚圣孟子提出“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认为人生于世应分外注重爱惜生命，虽然人寿天定，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人还是要珍重生命，避免死于“非命”，以享天年。此其一。
其二，儒家重生、惜命理论的提出，其最终关注的不是人的生命本身，而是人的生命价值，保全生命不是目的，保全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儒家对人的生命的珍重、爱惜是有限的、相对的。在儒家思想中，人的生命从来不被看作是至上的，人生价值、人的道德责任是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东西，当人的生命存在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发生冲突时，儒家力主舍弃生命而实现人生价值。孟子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道家学派也主张重视人的生命，但道家的重生理论与儒家不同，他们重视生命本身，追求“长生久视，死而不亡”，人与道体契合无问，合而为一。如果说道家的重生理论是超世的，那么儒家的重生理论则是人世的，他们所关注的是人世间的责任与义务。
（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儒家从其重视人生、重视现实的基本信念出发，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鬼神是避而不谈的。《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孔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樊迟问知。孔子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对于鬼神究竟持何种态度历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人以为孔子敬信鬼神，是有神论者，有人以为孔子怀疑鬼神，具有无神论的倾向。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孔子生病，学生子路请求为其祈祷，孔子所作的回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存在是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的。《论语·述而》载：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日：“有诸”？子路对日：“有之。《诔》日：‘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日：‘丘之祷久矣”’。孔子不仅主张“病而不祷”，还嘲笑臧文仲将大乌龟当神灵供奉，“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
如果说孔子对于鬼神的存在尚持怀疑态度，那么荀子则从多方面论证了鬼神是不存在的。他从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出发，指出天地之间的～些反常的现象，如日食、月食、流星、陨石等，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荀子·天论》），的自然现象。他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鬼神观念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苟子提出人天生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而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认识的，但这个认识的过程非常复杂，仅仅依靠感觉器官不行，必须经过“心有征知”的过程，因为人的感觉常常可能是错误的，鬼神观念正是由于人的感觉的局限性造成的。“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荀子·解蔽》）。当人心有恐惧之时，往往形成幻觉或错觉。有个叫涓梁的人，“其为人也，迂而善畏”，当其“明月而宵行”之时，“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印视其发，以为立魅”（《荀子·解蔽》）。人在神情恍惚之时，也容易将某种事物误以为鬼。“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荀子·解蔽》）。
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却一直有重视祭祀主厚葬的传统。“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日》），“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论语·乡党》）儒家这种既怀疑甚至否定鬼神的存在又重视祭祀丧葬的态度似乎自相矛盾，事实上儒家重视祭祀丧葬的目的在于人而不在于神本身。首先，儒家重视祭祀丧葬是重视祭祀丧葬之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其次，儒家重视祭祀丧葬重在寓教化于祭祀丧葬之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孔子强调祭祀者的诚意，“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丧尽其礼，祭尽其诚，则民德归厚。东汉王充曾对孔子有过一段议论“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实，其意不分别者，亦陆贾之语指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日：‘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
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论衡·薄葬篇》）尽管王充此论终属推测，但是我们今天分析起来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疑鬼神否鬼神的思想，证明了人的地位的提高，神的地位的下降；他们重祭礼、重丧葬传统也恰恰说明了他们对现世人生、对人的发展的全方位关注。
（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多数人根据“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一语而判定儒家只重生而不重死，只关心生的问题，而不关心死的问题。其实儒家不仅重生也重死，只是他们对于死亡问题的思考是就生的意义而言罢了。
首先，儒家正视死亡的发生。他们把死亡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而然事情，认为人终有一死，不可避免。所以儒家面对死亡保持着一种处之泰然、重生而不畏死的基本态度。
其次，生勤勉，死静息。《荀子·大略》记载子贡与孔子一段对话，子贡因为过于疲倦，向孔子提出停止事君、奉亲、帮助妻子、交接朋友，从事生产的想法。孔子回答他说，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发展农业生产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艰难之处，但是人所应尽的义务，所应做的工作，都不可以不做，即使疲倦，也要勉力而为。人在有生之年，就要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地离世而去。儒家将死亡区分为君子之死与小人之死，“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小人之“休”是生命与精神的彻底完结。君子之“息”，是经过勤勉努力一生，无怨无悔地憩息，他生命死了，但他取得的成就常常令人想起他。
“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荀子·大略》）儒家这种积极人世的生死统一观，千百年来推动着中国人民积极讲取，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整体性格。
第三，“慎终追远”。儒家主张对死亡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人在世之时，固然需依礼行事，当其将死之际更不可姑息迁就，必须一丝不苟，按礼而行，因为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死”亦是“生”的一部分，岂能越礼而行？《礼记·檀弓》载曾子病重，将死之际，别无所求，惟求得正而毙，贞正而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心而毙焉”。另外，人死之后还应尽礼尽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
第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死亡固然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终结，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死亡未尝不是人生境界的升华和人生价值的延伸。当个体的生命存在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不能两全之时。为维护道德原则而舍弃个体的生命存在，这种死亡就是人生境界的升华和人生价值的延伸。儒家学者所倡导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生成死”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儒家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孔孟荀皆主张为维护道德原则，应勇于舍弃个体生命。由于他们三人之思想体系的侧重有所不同，所以三人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孔子从“成仁”的角度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从“取义”的角度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苟子则从“尽礼”的角度提出，“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
综上所述，儒家人生哲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它的许多思想和原则在历史发展的今天依然在左右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何对待儒家人生哲学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复杂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