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选择的理论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那么高质量产品的卖家和需要高质量产品的买家就无法进行交易，双方效用都受到损害；低质量的企业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迫使高质量的企业降低质量，与之“同流合污”；买家以预期价格获得的却是较低质量的产品。
这样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泛滥，形成“劣币驱良币”的后果，甚至市场瘫痪。
逆向选择在组织设计上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思路。一个组织岗位的设计，必须考虑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设计官僚选拔机制的时候，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中。比如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你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你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
博弈学专家告诉你
要减少逆向选择，就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思路是委托人或“高质量”代理人通过信息决策，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一举两得的广告
有一家企业开发出一种很有市场潜力的饮料。同时，另一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也准备向市场推出一种伪劣饮料。两个企业都会向公众宣布其产品是上乘的。但公众是理性的，不会仅凭商业宣传就相信它们。
但是，如果产品真的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所以，生产好饮料的企业A对自己的市场很有信心，它相信企业B生产的伪劣产品终将会被消费者识破，顾客会自动跑到自己这里来，从而自己的市场会不断扩大。而企业B开始可以蒙骗一部分消费者，但时间一长，产品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市场就会不断缩小，收入及未来利润都不能与企业A相比。这样一来，企业A的未来预期收入远大于企业B。
为了推动这一趋势，企业A决定请一位当红明星做广告，由于是当红明星，他们做广告有很高的市场价格，这就使企业B不敢模仿。譬如，假定企业A的预期收入为3000万元，企业B的预期收入为1000万元。当红明星做广告的市场价格为2000万元，那么企业A可以请明星做广告而企业B就请不起。
消费者也明白这个道理，从而在一开始就识别出实力不足的企业B并对其产生不信任。这样，企业B一开始就没有市场。当企业A请了当红明星做广告时，企业B发现这位明星的市场价格太高，自己难以模仿，就放弃了生产伪劣产品的计划。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广告也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手段，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非常有力的工具。卖家通过广告信息的传播，以较少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宣传效用；而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非常小的成本，从卖家的广告信息中获得各种所需的市场知识。但这种作用仅仅是第一层面的，企业重金投放广告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清除掉潜在的市场模仿者，传递自身巨大的实力信号。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说，只要质量过硬就不怕没有市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当人们进行交易时，产品的质量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问题在于，大多数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并不能了解到每种产品的具体质量，真正了解产品质量的是卖家。不同的卖家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同，那些劣质品的卖家会将产品的质量信息隐藏起来。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他们无法区分产品质量的优劣，就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即平均质量来支付价格。当优质品和劣质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劣质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据优势；优质品因其机会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从而可能被挤出市场。
但是，优质品的提供者不会甘心被劣质品逐出市场。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与劣质品区分开来，他们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自己的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减少逆向选择的不利影响。于是，广告就成为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武器。
这就像武功高手劈断10块砖，就向别人发出一个信息：我的武艺高强，你们可不是对手。这样不用打斗就能决出高下，避免了打斗带来的更大损失。所以，企业通过做广告清除掉了潜在的市场模仿者，它向公众传递了自己实力强、产品好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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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于做广告。对于低质量产品，消费者最多只会购买一次，如果做广告的成本高于产品一次销售所得的利润，这时做广告就不合算。可见，较高的广告成本将屏蔽掉一部分低质量产品。
狱卒的黑色幽默
清代学者方苞在《狱中杂记》中曾记载了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被判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30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60两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180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担任捆绑犯人职责的差役，其手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在五花大绑时便先给犯人来个骨断筋折。
方苞曾问过其中一个老差役：“大家对受刑受绑的人既然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
这个令人发指的黑色幽默，固然使我们为当时的黑狱状况毛骨悚然，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能不对差役区别对待犯人的手法发出一丝苦笑。手段固然可恨，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策略思维的影子，那就是分离均衡机制的运用。
在市场上，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通过做广告等方式来发布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除了信息传递，应如何建立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
在保险市场上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危险损失；而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道，那么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即应该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收益水平是一样的。
比如我投了自行车的保险，那么我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如果没有投保，丢车以后200元钱的损失我完全承担；如果花20元钱投了保，丢车后保险公司将赔我150元，这时我的损失只有70元。而看管自行车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要多买一把锁，花20元。
然而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地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一旦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的防灾行为，面临着投保人松懈责任甚至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关门大吉。这样，社会中有些能促进双方利益增长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就是：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
问题在于，提高保费会导致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那些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而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投保。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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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毒药，对保险市场同样难以消受。要解决这一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所罗门王的智慧
所罗门王是古代以色列国的一位智慧、英明的君主。一次，两个少妇为争夺一个婴儿争吵到所罗门王那里，她们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请所罗门王做主。所罗门王稍加思考后作出决定：将婴儿一刀劈为两段，两位妇人各得一半。这时，其中一位妇人立即要求所罗门王将婴儿判给对方，并说婴儿不是自己的，应完整归还给另一位妇人，千万别将婴儿劈成两半。听罢这位妇人的求诉，所罗门王立即裁决：婴儿是这位请求不杀婴儿的妇人的，应归于她。
这个故事讲的道理是，尽管所罗门王不知道两位妇人中谁是婴儿的母亲，但他知道婴儿的母亲是宁愿失去孩子也不会让孩子被劈成两半的。
所罗门王正是了解这一点，很快就识别出谁是婴儿真正的母亲。
所罗门王的这种方法在博弈论中叫“机制设计”，即设计一套博弈规则，使不同类型的人作出不同的选择，尽管每个人的类型可能是隐藏的，别人观察不到，但他们作出的选择却可以观察到。观察者通过不同人的选择推演出他们的真实类型。在经济活动中，机制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好的机制设计可以使企业获得最大的利润。
比如，消费者买票乘飞机，不同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消费的意愿高一些，就可以支付较高的价格。收入低的人或者比较吝啬的人，就只愿支付较低的价格。但是，如果问消费者他们愿意支付什么样的价格，所有人都必定说愿支付较低的价格，因为根据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即使有钱人也会认为在同样服务下以低价购买划算。这时，航空公司就必须将这些在经济学中称为“具有不同支付意愿”的人区分开来，让能支付较高价格的人支付较高价格，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需要航空公司设计一种信息甄别机制，比如将舱位分成头等舱、经济舱等，价格稍有不同，当然服务也不同，就将不同支付意愿的顾客区分开了。事实上，头等舱比其他较低等级舱位的价格高出许多，并不主要是因为它的服务要比其他舱位的服务好很多，而是因为那些坐头等舱的人的支付能力比其他舱位的旅客的支付能力要强许多，也就是说坐头等舱的旅客比坐其他舱位的旅客更有钱或更愿意花钱而已。但是，如果航空公司不对舱位如此区分，即使是有钱人也不会愿意坐同样的舱位而支付比别人更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