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们先后到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反动权威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繁重、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写完
精品赏析
这是一首悼念亡妻的动人诗篇。它着力叙述的是爱妻与自己在那个非常岁月中的相濡以沫，尤其突出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义无反顾的支持。人生难得是相知，患难之中见真情。身处患难之中而犹坚如磐石的爱情是感人的。
文章能如此感人，在于叙事时朴实无华、真挚自然，不加任何修饰夸张，全文重点放在萧珊致病成因的追述上。作者为了说明萧珊的无辜，介绍她的经历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只因为她是“黑老K”的“臭婆娘”，千是就陪斗，为了保护丈夫（她最了解丈夫的为人）而挨打，受拘禁，受污辱，惩罚她去扫厕所……在人的尊严遭到极大损毁的情况下。她病倒了；医院不给看，住进了医院病到那种程度又不让家人照顾。作者在客观地叙述了这些之后，关不住情感的闸门，痛苦地呼喊道：“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问的多么好啊！字字血泪，声声控诉。作者说的完全是真话，敲击着读者的心。这魅力正像作者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随想录·第三集·后记》）本文正是这样，他怀念萧珊的话犹如从他心灵深处淌出的涓涓流水，显示出“一颗真诚的心”。
作者从萧珊角度体察人生，因而发出：“她不想死，她要活”的呼吁，但现实是残酷的：她被“红卫兵”铜头皮带打得左眼青肿。萧珊的主观美好愿望与客观恶劣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产生鲜明的艺术效果，博得读者的同情。作品在叙事基础上的抒情，情显得真，意显得切，那段回忆作者自己遭受不幸时，他的精神支柱只有萧珊的文字写得多么生动啊！因此萧珊之死带给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
作者写萧珊遭受迫害时，主要用白描的手法，加以实录，未作形容，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但这只有大手笔才能驾驭这些材料。巴金曾说：“无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这篇散文正是体现了作者这一主张。文章语言不作惊人状”但很多比喻颇为形象，如萧珊看到那些诬蔑她的大字报，作者这样形容道：“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这比喻既形泉又通俗，说明除肉体之外精神上的折磨是多么可怕啊！
作者观察的细致，在那缺乏人道的时代，有一点人情味的东西就很敏锐地感觉到，如文中写到好心的护士长主动担负起安排巴金儿子看病任务。这使作者非常赙动。这个情节是冷竣中的暖色。此外追忆与萧珊的恋爱经过，也是给冷酷的内容增加点喜庆轻松氛围，使文章在节奏上快慢自如、起伏有致。
巴金擅长怀人之作《忆鲁迅先生》、《秋夜》、《哭靳以》、《廖静秋》等，都堪称“精品”。而这篇《怀念萧珊》则更是怀人的“压轴作”，达到了巴金散文的最高水平。小狗包弟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它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的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动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