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大学相比，剑桥大学的授课时间其实很短。一年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也只有八个星期。但在这八个星期中课程安排很紧密，授课量非常大。这里的课门数其实不多，可是每一门都由十几个讲座组成，内容跨度实在很大，从非洲饥荒艾滋病问题到金融改革跨国企业策略。每一个讲座前教授都会开出长长的Reading list（书单，书都是像砖头一般重的呀），而且动辄便要拿Essay（小论文）或PreSentadon（课堂陈述）来折磨我们。老师上课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只讲重点，不作具体深入的讲解，想要吃透一个专题，必须从图书馆再抱一堆书回去啃。英国人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没有人会逼你读完哪本书，学习完全靠自觉。
平时读书辛苦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还有拿学位的压力。周末，剑桥的小街上总有川流不息的成群结队去跳舞、喝酒的学生，然而一到周一，所有的喧嚣都归于平静。学年大考临近的时候，各个学院更是纷纷取消周末娱乐节目，镇上酒吧的营业额估计也是直线下降。所以，每个学期最惊心动魄的舞会，要数考试后的那场学期末舞会——所有的青春与疯狂都宣泄在那一个夜晚了。
我们有时会很羡慕在剑桥的访问学者们，他们可以自由选任何系的功课，不用考试，真是很幸福的；可做学生就完全是另一幅光景，虽然不至于“头悬梁，锥刺股”，但也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系里为了安抚同学们的紧张情绪，请来了一位本专业毕业的、在联合国任职的师姐与大家交流，谈到考试时她以玩笑的口吻宽慰我们说：“在剑桥考试得Disdnction（优异）是很难的，但是想要不毕业，那才是更难的。”老师善解人意地说：“我们会尽量不让你们‘当掉’，如果诸位不幸牺牲了，那不是你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
是的，剑桥是自信的，她相信她的学生是最优秀的，因此不用担心学生会虚度光阴，也不必怀疑学生的能力。可历史证明他们偶尔也犯过这种过错，某位尊贵的泰国公主就曾在这里光荣“牺牲”，大家都不想也不敢让老师们再犯错了，不然就像歌里唱的——错的是你，受伤的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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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剑桥修读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很有理想的好青年，所以胆敢换了专业来剑桥读经济，其实当时我的选择根本不是理性的计划，多少有些心血来潮的冲动。只是剑桥的宽容成全了我的冲动罢了。
完全转一个专业来学，平时学习的时候收获是丰富的，可到考试之前却要犯难了。发展经济学的课程涵盖的内容实在太多，知识点繁杂，一个人“死啃”效率不高，于是我就和萍一起复习。萍的眼睛又红又肿，一看就知道是睡眠不足的结果，她真是认真，把每一个专题都整理成几页纸的文字，用于考前背诵。她对我说：“丫头，我离开学校都十年啦，就是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也没有为考试这样拼命过。”
以前在国内听闻有人鼓吹“考试无用论”，说什么国外的教育制度先进，所谓“素质教育”就是学生只读书不考试，或者说大学根本不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到剑桥才知道这话真是胡扯。在这里学生们不仅要参加各种考试，分数还要公布。每年大考结束，学校会按照各学院学生的成绩，按一定的规则打分，把学院排队，促进学院之间的相互竞争。当然这里并非“一考定终身”，学生最终毕业时取得的成绩是多次考试和论文的综合评判，这样的评分制度给学生的压力是贯穿于整个求学过程中的，因为丝毫的松懈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剑桥的章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学生毕业后想在学校继续深造，他的成绩必须优异，一般来说，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要达到全系的前30％。对我而言，考试的意义其实倒并不在其形式本身：任何考试，内容的合理性都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指望考试全面地反映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考试依然是个好东西。不仅在于它迫使我们克服惰性，去全面地梳理学习过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备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培养出专注投入的精神和吃一些必要的苦的能力。
轻松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状态，对于吃苦、努力有一种天生的不屑。我在国内曾看过一档采访高考状元的电视访谈节目，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几个状元都在强调自己平时多会玩，考前多么放松，而刻意地回避或是轻描淡写他们在备战高考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和不易。难道我们的状元们都是禀赋超人的天才？
曾经，当有人夸我是个用功的学生时，我是那样的不安，好像用功就意味着愚蠢一样，生怕别人当我们是Nerd（书呆子）。我们在考前抱抱佛脚，拿个好分数便心安理得：瞧，小投入大产出。就是这样常常将小聪明误以为是大智慧，忽略了知识上的积淀，思想上的开拓。
应感谢日本这面镜子
◎文/黄章晋
眼光更该落到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上，落在我们自身的强盛上。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中国人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日本官方的动作和表态上来。对于牵涉到情感和面子的问题，国人往往会看得比现实利益更重。不出所料，日本众议院8月2日通过的“战后60周年决议”和8月15日的小泉战争道歉声明，都显示日本官方仍未认真对待历史问题。
这无疑给失望的人们再次提供了一个警醒和反省的机会。
人们不难看到，在中日关系的复杂局面中，被国人紧追不舍的历史问题仅是事情的一面，现实利益的协调和矛盾冲突，才更能影响和决定两国的未来发展。我们没必要沉浸于提醒对方该做什么，而应该清晰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把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当成中日现实关系的首要标尺，是缺少现实理性思维的表现，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真诚的道歉从来不是要来、求来的，譬如德国总理勃兰特那历史性的一跪，正因为并非出自他国的要求，才显现其真正认罪悔过的诚意和价值。
其实，日本并非是一个不知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道歉和反省的国家。就历史问题，日本曾向美英等国就虐待战俘问题做过正式道歉。比之虐待西方战俘，日本在中国犯下的屠城、对战俘的任意屠杀和细菌试验以及对东亚国家的殖民侵略等罪行，性质要严重恶劣得多，但日本从未予以同等规格的道歉。为什么？既要问日本，也要问我们自己，后者尤其重要。日本是一个信奉实力的国家，对待强者和弱者的立场、态度截然不同。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本也始终没有在经济、文化、科技进步等方面服气过中国。从日本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在“崛起”表象下真实的落后：我们的GDP远不及日本，我们至今的自有知识产权数量尚不及他人数十年前的制造业，我们并未有太大改观的国民保障体系，我们至今还是他人经济援助的对象……因此，只靠“中日友好”的语境不可能维系真正的良性互动，只靠高声抗议和隔空喊话，并不能赢得他人对自己态度的真正转变，除了游行示威和叫骂，我们还有另一种同样热血但更长远有效的选择：埋下头来默默耕耘！着眼现实发生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归属等事件上的利益纷争，着眼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综合实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益关乎真国力。
在关注日本投降60周年的日本态度时，我们也可以看看美、俄、英等国对待日本投降60周年的态度：截然不同于对待纳粹投降60周年的态度。欧战结束60周年之时，当年战胜纳粹德国的头号功臣俄罗斯做东道主，各国元首齐聚莫斯科，纪念活动规模异常浩大庄严。国家实力影响对待历史问题的另外一个参照，是同样战胜日本的美、俄。它们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表达，远无东亚国家强烈和敏感。日本在“战后60周年决议”中强调“日本是惟一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刻意把自己扮成美国的受害国，美国竟无丝毫反应。对军队依然呆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国来说，日本人的怨怼不值得认真对待，也不会改变日本作为美国战略小伙伴的现实。至于日本部分政要指责苏联当年对日宣战是背信弃义这种“极端言论”，始终占据北方四岛的俄罗斯则充耳不闻。在我们批评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时，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是，战胜纳粹德国的被侵略国，在战后拥有对德国构成巨大压力的实力对比。而在东亚，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是拉大了与被侵略国家的实力对比。对历史的道歉和真诚反省，既要有侵略者的反躬自醒，更要有被侵略者的自身实力做保障。说到底，求人不如求己。正如大唐盛世，各国来朝，却非大唐天子召唤前来，而是文韵武风辉映中原，四方对中华文明心往神怡的结果。
今天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的三分之一，我们理当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拥有比过去更足的底气和信心。日本今天对中国的日趋蛮横和戒备，一定程度上，是中国20年来发展的结果。这种实力对比的趋势，是过去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从上述意义来看，无论是对历史问题，还是对中国现实问题，日本所持态度都是中国很好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的落后和贫弱，看到现实的不足和需要，刺激和激励我们看到未来的国家发展方向。欧洲一位名人曾把中国比喻成睡狮，在我们开始崛起的今天，会不会自满于一时成果而再次沉睡呢？我们应当感谢有这样一面镜子，庆幸有这样一位信奉实力至上的邻居。中国人民是有独特勤劳奋发精神的民族，处理中日关系，眼光更该落到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上，落在我们自身的强盛上。
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
◎文/古力
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美国的军事研究者们通过电脑模拟得出结论，那就是他们不认为上甘岭的失败是输给了中国军人，因为这似乎不是人力能够做得到的。可他们忘记了，电脑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50年前的战火
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对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恐吓，可当时的事实是在9月和10月里，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北朝鲜人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和“伤心岭”——尽管联合国军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预计以两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达到目的。他为此动用了美第七师、美第187空降团、南朝鲜第二师、九师、加拿大步兵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阿比西尼亚营等部队共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而志愿军方面，因为在敌情判断上出现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比较有把握的比例是三到四比一。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到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更不必说了，这场战役似乎根本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的后面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由于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方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
这一天里，敌方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597·9高地9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掏空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龙世昌是拖着残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被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