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背水列阵，为什么韩信能高奏凯歌，而徐晃则惨遭失败呢？其实，两者所面临的情况和客观条件并不相同。一是韩信在敌方主将放弃良计的情况下，采用奇正互变之法，一方面背水列阵，同时又出奇招，即派奇兵袭击赵营。而徐晃，只是生搬硬套地使用“背水列阵”之战术，而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对“置之死地而后生”观点的理解及运用。韩信非常明白《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以患为利”的用兵策略，正如书中所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所谓的“死地”、“亡地”，孙子是这样解释的：“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从把握时机的程度来说，韩信做得非常成功，因而使众多的新兵老将都有决死斗志。而徐晃呢？敌方明智地坚守而不出击，部队从日出战到日落，兵疲气衰，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转患为利，反而促成大祸。
徐晃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此一时彼一时，在现代社会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们可以借鉴古人与今人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以免走弯路。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论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只是去机械照搬。那样，再好的经验及教训，都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这方面，东汉大将虞诩创造性地借鉴战国时孙膑的“减灶”法却获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
公元前342年，魏国联合赵国去攻打韩国。韩国急忙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救韩。孙膑又使用“围魏救赵”的老办法，直向魏国都城大梁进军。魏军主帅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率军回救。这时，孙膑向田忌建议说：“魏军一向强悍，轻视齐军，以为齐军胆小，不敢与魏军正面交锋。我们可以利用敌方这一弱点，示之以弱，诱敌中计。”他决定用减灶之计诱敌深入。孙膑遂对“减灶诱敌”做了具体部署，即在与魏军接触之后，便佯败退却，退却中第一天挖十万人用饭的炉灶，第二天减少为五万人用饭的炉灶，第三天减少为三万人用饭的炉灶，让魏军误认为齐军每天有大量士兵逃亡，战斗力锐减，从而不顾一切地来追赶。
战幕拉开，庞涓果然中计。他见齐军炉灶天天减少，便以为是齐军士气低落，逃亡严重，遂决定率精锐轻骑，兼程追赶。孙膑根据对魏军行动的周密判断，在道路狭窄、地形险要的马陵道埋伏下一万多名弓箭手。黄昏时分，庞涓至此，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而溃。庞涓也在战斗中丧了命。
马陵一战，齐军歼灭魏军10万余人。
在马陵之战450年之后，东汉大将虞诩创造性地运用了孙膑减灶的计谋，以增灶之法惊退了羌军。东汉年间，羌军进攻甘肃武都，虞诩奉命领三千人马抗敌，行至肴谷（今陕西宝鸡以东）与羌军遭遇。虞诩兵少势卑，便下令停止前进，故意散布消息说，朝廷援兵指日可到，等援兵到了再向武都进发，并以种种方法显示驻守待援的姿态。这样一来，倒真把羌军给迷惑了。他们放弃了对汉军的堵截，分兵到各地捞掠财物去了。这时，虞诩乘机疾进。宿营时，令官兵每人做两个炊灶，并逐日倍增。部属对其反孙膑减灶之计而行之，十分担心，虞诩就以“兵行诡道，自古皆然”的道理说服大家。果然，羌军得知汉军突然西进，赶忙集中主力追赶，乃至发现汉军炊灶遍野，连绵数里。炊灶日益增多，便以为汉军援兵已到，于是不战而退，虞诩的部队胜利挺进到武都。
减灶与增灶的奥妙何在呢？田忌、孙膑重兵在握，却故意示弱，用减灶的办法诱敌上钩，而后出奇制胜；虞诩自思兵力不足，却以强制敌，用增灶的办法吓退了羌军。
在虞诩答复部属的询问时解释得十分正确。他说：“当年孙膑是示弱，我们现在是假装强大，这是视情况不同而灵活用兵。”
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也就是“增”与“减”之间的奥妙所在。减灶与增灶都成功，说明了一个道理：用谋设计，必须基于战场的客观情况灵活用兵，不可拘泥于一格。刻舟求剑不知变，势必丧师败旅。
毫无意义的规章
◎文/王新龙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过一些人们默默因循的、莫名其妙的、貌似神圣不可侵犯的规章制度，其实已经没有遵守的必要了。许多规则都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制定的，你在套用某些规则的时候，也要考虑现在的客观条件。
在读统计数字时，罗杰发现美国境内的铁轨宽度统一为4．85英尺。看来是一个很合适的宽度，不是吗？但是，是什么人确定4．85英尺这个莫名其妙的数值作为铁轨宽度的呢？在花了一些时间之后，罗杰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美国铁路的第一批建设者就是那些修建市内有轨电车的人。那么选择与有轨电车相同的轨道宽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更何况有轨电车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事实证明：工作得很好。选择确实很有道理。那么归根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轨电车的铁轨宽度采取这个特定的数值呢？在市内有轨电车建设的早期，许多制造公司是从马车生产商转产而来的。这些公司带来了他们生产马车的技术、经验和尺寸。既然如此，马车的宽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的马车是从英国来的。英国的国家标准规定，马车的标准轮距是4．85英尺，任何不符合这个规定的马车显然都无法在道路上存在下去。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最终的答案还没有找到。那么又是谁修建了欧洲最早的公路呢？是罗马人建立了欧洲最早的公路系统，以便于通商。同时，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庞大帝国的内部快速地运送军队。
这些公路最初通行的车辆是罗马战车。这样，其他使用这些公路的人，就必须遵守军队规定的宽度，否则他们的车轴就很容易折断。由于罗马帝国统一了度量衡，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把公路的宽度规定为4．85英尺。罗马战车的轮距恰恰是这个宽度，因为这个宽度刚好适合两匹马并排拉车。
由于盲目的继承，最终罗马战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直径。而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制造火箭助推器的公司名叫Thiokol，坐落于犹他州。最初，这家公司把火箭助推器设计得比后来的要大一些，但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要把助推器运到佛罗里达州的火箭发射场必须用火车，而火车要翻山越岭穿山洞。火车隧道只比4．85英尺宽一点点。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最初的设计，火箭助推器会卡在山洞里。这样Thiokol公司的设计队伍重新设计了火箭助推器的外观，以便它能通过隧道。
这就是马屁股的宽度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推进系统的设计的由来。
及时修正行动计划
◎文/李华伟
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如发现决策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则应及时反馈，及时调整，随时根据新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在生活和事业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元末农民起义中，群雄割据，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较为强大。他们都想吃掉对方，称王称霸，因而互相攻打。
1366年5月，朱元璋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联合一起对应天的两面夹攻。在双方正进行一场血战的险恶形势下，江北形势骤变。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派出的三支北伐军，遭到元军反击而惨败。小明王退兵安丰后，张士诚却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情况十分危急。小明王多次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这天，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派兵解困问题，会上议论纷纷，众将都反对派兵，连军师刘基也坚决不同意。朱元璋这次力排众议，阴险地对大家说：“我自有安排！”他毅然派兵去救安丰小明王。
朱元璋为什么愿冒此风险？狡猾奸诈的朱元璋自有他的鬼算盘。他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安丰失守，自己的应天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下，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至于小明王，他在红巾军和劳苦群众中影响最大，有号召力，是一面旗帜。他朱元璋尊小明王为主，打他的龙凤旗号，一来是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争取人心，二来，敌方打击的矛头首先冲着小明王，是为了实现他今后的更大图谋。于是，他亲自率军北上，杀退吕珍，保住了安丰。小明王对此感激零涕。朱元璋乘胜回师，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经过一场激战，陈友谅兵败身死。朱元璋获得大胜后，打着小明王的旗帜，又被封为吴国公。
夺取安丰城后，朱元璋决心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手中。他费尽了心思，把小明王迎到滁州，在滁州给小明王建造了巍峨的宫殿，安排了威武的銮驾仪仗、丰厚的食物和华丽的服饰，背地迅速安排亲信，对小明王实行封锁、隔离，甚至把侍奉小明王的宫中人员全部换上自己的部下。从此，小明王的一切，统统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后来，朱元璋又以借刀杀人之计杀了已无利用价值的小明王，而临死时，小明王还念念不忘朱元璋的大恩大德。朱元璋靠巧计既得了江山又得人心，这都是和他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决策分不开的。反之，如果墨守陈规，不知灵活地适应新的、变化的外界情况，就容易吃亏。
楚国人准备偷袭宋国，进军的线路是打算渡过河抄近道走，以便趁宋国人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举获胜。
楚国经过周密谋划，先派人到流河边测量好水的深浅，并在水浅的地方设置了标记，以便偷袭宋国的大部队能沿着标记顺利渡河。
不料，河水突然大涨，而楚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部队在经过河的时候依然照着原来作的标记渡河。加上又是夜间，结果，士兵、马匹大批地进入深水、漩涡，使楚军措手不及。他们被湍急的流河水搅得人仰马翻、惊骇不已。漆黑中，水里人喊马嘶、一片混乱，简直像数不清的房屋在倒塌一般。就这样，楚国军队被淹死1000多人，侥幸没死的也无法前进，只好无功而返。
先前，楚国人在设置标记的时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河水不涨，他们是可以依照标记渡河的。可是后来，情况变了，由于河水暴涨，水位升高了许多，而楚国人在不了解变化的情况下仍按原来的线路渡河，当然只能惨败。
可见，根据形势的变幻和发展及时修正行动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甚至连诸葛亮都犯过错误。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年轻人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做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因此，吴蜀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饮鸩止渴
◎文/佚名
解决问题不能以短期效益为目标，要考虑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