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堂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56个人中的几个人,以及全队仅有的3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55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102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30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罴、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仑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裸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千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56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9点干到11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厩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