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月25日被宣布开除党籍。从此我才知道帽子压在头上的滋味。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所以,1961年11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后,当个别朋友暗地里祝贺我的时候,我说:“我并没有感觉到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因为,并没有还给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心并没有归还原处,我的灵魂仍无所依,我的生命仍无寄托。虽然拼命工作能够弥补一点内心的空虚,但那不过是暂时的,是一种勉强安慰自己的办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只要努力为革命工作,像一个最好的党员那样工作,就仍然是个共产党员。”不,我没有这样坚强,我是个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脱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过多少回,脱帽以后,直到1979年3月“改正”为止,十几年中仍然痛哭过无数回,有两三次哭成了严重的眼病!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大先生”。这是从幼年时代就养成的。
遇事“较真”的认死理的性格,参加革命以后,党又培养了我这种“认真”的性格。
所以,1962年春天从柳州机械厂被调回南宁以后不久,我就向党组织提出了请求:”即使是让我重新入党也可以……”
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任何答复。
1964年夏天,我实在不能再忍耐再等待了,趁老伴回北京度暑假之机(当时她在柳州某中学工作),我也请假回北京看望孩子们,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想趁请假的机会向上级探询一下入党问题是否有希望解决。
“xx同志,请你很坦率地告诉我吧,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党内来?如果根本没有可能,我就死了这条心,也许内心的痛苦倒可以减轻一点……”
“你到了北京以后,去见见A同志吧。”
“我向来不习惯于看望地位高的领导同志,而且他一定很忙,不容易见到。”
“一次见不到,两次;两次见不到,三次;多碰几回钉子,总会见到的。”
这是我向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请假时,互相间的一段对话。
接着,我又去找自治区的文化局长请假,并且趁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不料,局长的回答竟跟上述宣传部长的回答一模一样,两人像是对过口径的。
“怪呀!”我想,“也许我的入党问题关键在于北京的A同志是不是点头吧?”
回到北京以后,矛盾啊!我的事就是他们制造的呀!现在我想重新回到党内来,还要去哀求他们吗?所以我一拖再拖,从7月拖到了9月,老伴不断地督促我,责备我:“你这几年千痛苦万痛苦,现在广西的领导同志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还不老着脸皮去找一找?为了党籍问题,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
9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先到xxx胡同xx号去找我最不愿意见面的B同志,为的是打听A的地址。离开北京已几年,谁知道A搬到哪儿去了?没想到,B不在家。我只好到隔壁c同志处坐了一会。当时,从报刊上看到,正在大批《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全国文联正在“整风”。所以c同志告诉我:
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他耍带领一部分文艺干部到山东曲阜县下乡搞“四清运动”。那个县农民生活很苦,要“三同”,他有胃病,很担心吃不消……他谈得很坦率很亲切,像不知道我是个“脱帽右派”(这使我至今想起来仍很感激,那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就会使我心里发热,就会终生不忘)。他并且把A同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了。我感激不尽地告辞出来,没想到,正好在门道里碰见了B同志刚从外面回来。
我只得用像几年前共同工作时的口气,叫了他一声“xx同志”。他也感到意外,“啊,是你!”然后让我跟着他进了宽大、敞亮、书柜上摆满古瓷的工作室。落座以后,就谈起话来。我说明了来意。他说,A同志最近患心肌梗塞,身体不好,恐怕不宜于去打搅他。不过他还是把A的地址告诉了我。接着就说起他自己的忙碌来了:某同志、A同志、还有他自己,是个三人小组,领导文联整风,每天去上班。……我想:“可见A还能工作.可见你现在更加成了重要人物,可见又有多少同志的命运操在你们手里!?”
“文联整风,事情很重大……”他说了一半又转移了话题,“你在广西还好吧?脱帽以后分配了什么工作?”还是那熟悉的圆润的喉音。
我告诉他:当地组织上对我很照顾,让我在文联专职写作。
“啊?”他像是出乎意外,“我还以为你在《广西文艺》当编辑呢!”意思很明白:你还能搞写作?能当编辑就不错!
他的长方形白脸忽然像是有点冷冷的了。我就赶紧告辞出来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一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
那是1958年7月下旬开除党籍的前两天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我的结论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的。很明显,意思是要我不要再存幻想了。当天夜里我真像五雷轰顶,又像堕入了深渊,睁着眼睛看着黑夜,看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一夜未眠,天不亮就不知不觉出了门,像游魂似的,身不由已地在附近的小胡同里飘游晃荡。天刚粉亮的时候,竟不知不觉地晃到xxx胡同xx号门口了。正好传达室的同志开了大门,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晃进了大门。传达室同志声音沙哑地问了一声:“你怎么……?他大半也知道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我没有回答他,不知不觉就飘晃到了B同志的住室门外。站了会,下定决心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里面才问了一声,是带着睡意的声音,是那个圆润的喉音。
我回答了一声:“我。”里面又是好半天没有动静。我只得在屋檐下冰冷的石阶上坐下来等着。
又过了好半天,听得见屋里起床、穿衣裳、拖鞋、跟老婆小声嘘嘘的声音。终于,外间屋的门开了,露出半个高大的身子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圆润的喉音,但是冷得令我发抖,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于是,我含着眼泪,只觉得周围都是云雾,我在云雾里飘浮。
……忽然,我的胳膊被一个人捉住了,抓得紧紧的、颤抖着。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儿,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呵,我的妻子,只有她深深地了解我!
当时,我俩在静寂无人的小胡同里抱头痛哭,好久好久……现在,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耳朵里又响着几年前听到的那句话:“你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是圆润的喉音,更加冷得令我发抖。
因为,经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体会到了,像我这样的人,半人半鬼的人,即使人民看着我不顾死活地工作,对我并无多少成见,有的人甚至还抱同情,可是,在人的世界里做鬼……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怎么能死心呢?不能啊!于是我给A同志打电话。他的女秘书问了我是谁,然后告诉我:A同志到天津去了,不在家。他的心肌梗塞病很严重,干吗不住医院?干吗要到天津去?我只得又到他的公寓去找他。传达室里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不在家。”
到哪里去了?“反正不在家!”
很明显,反正是不见我。
是不是应该死心了呢?不!好容易回到了北京,既然已经耐着性子老着脸皮开了头,那就追求到底吧!而且,老伴又不断鼓励我——她是希望,万一我能追求出一点眉目,不再总是觉得活不下去,不再总是在精神上折磨自己,她也就放了心,她也好做人,而且孩子们的处境也会好起来。
于是,在又犹疑了大约半个月以后,我又鼓起勇气到xxx胡同xx号去找B同志,希望他能在A同志面前为我通通款曲。不料,这一次不但B不在家,连隔壁的c同志也已经到山东曲阜去了。
我只得失望地推着车子出了大门,向西边走去,打算去看看D同志,因为报刊上已经在批判他了。在1958年上半年批判我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对我暗抱同情的。现在他也倒霉了,我能不顺便去看看他吗?
可是,我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背后不远汽车停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颜色的小轿车正好在xx号门口停住了。我认得这辆汽车,还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必定是B从“三人小组办公室”回来了,我心里一喜: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这时天已黄昏,看不清汽车里面的人。我扶着车子等着。怪呀!过了足足有五分钟吧,即不见开车的司机出来,也不见坐车的人出来!
我只好又推着车子往西走去。几步以后回头一看,车门开了,B同志那高大的身影从车里钻出来,走进大门去了。
啊!“你以后还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嘛!”——我的耳朵里又响起了这句话,多么圆润的喉音,然而又是多么令人发冷!
我连忙跳上了自行车,简直不记得是怎么走进了D同志的家。我泪眼模糊地看见,他正跟他的儿子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下围棋,他的老伴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观战。他只对我点了点头,示意叫我坐下。
我呆呆地坐了五分钟,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在那样的时候,有什么话好说呢?有什么话能说呢?虽然我很惊奇,在这大受批判的时候,他怎么有心思下围棋?可是,当时我怎么好拿这样的问题问他?
等我重新骑上车子在小胡同里东弯西拐的时候,这才想到,是的,他只得下围棋,他应该下围棋,应该以此来追求内心的平静,因为他的身体实在经不住风浪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D同志的面。在十年浩劫当中,他比我还要不幸得多。其实,他真正是一个十分蹩脚的棋手,不可能在下棋的游戏当中追求到内心的平静。)当时,北京的街道像在雾中,像在水里。我在用眼泪染湿北京,北京也在用眼泪染湿我。回到家里以后,老伴几次问我:“有点结果了吗?”我声音沙哑地把情况简单告诉了她。她痛苦地闭上眼皮愣了一会,大约是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我,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潮起伏,喉头酸哽,不知道过了多久,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我的心能够冷下来吗?能够浑浑沌沌地混日子吗?能够麻木不仁地活下去吗?不能啊!你们哪里知道,如果让我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心里积存着多少热力!”我忽然想起了鼓励自己的四句诗——是步鲁迅先生的原韵而反其意,但其内涵的悲苦而又炽热的滋味可能有些相似:
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
若蓬柳绿江南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江南雨”在“柳绿”的时候,意即南方的春天,意即希捶能够在广西重新入党。
1985年1月于北京(选自《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