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坐在礼堂的一角，名义是参加了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实际上心不在焉，对于那些义愤的发言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也从来不要求发言，因为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罪恶言论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批判的东西。我不愿说违心之言，也不想扮演那种过了几天就变换位置的喜剧的角色。
我知道自己是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的。果然，1957年11月，党支部找我谈了话。
“大多数人是好的，坏人只有百分之五。”这是毛主席为反右派斗争制定的指导原则。可以理解，这不过是个大略的估计，不是必须确切达到的数字。况且由于对已有的好人和坏人并无精确的统计，所以百分之五这个比率数定得缺乏依据。然而从中国人口总数看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吓人的：6.5亿人的百分之五是3250万！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在发出指示之前是否真地找到了那么多坏人，但他的指示是有分量的。许多地方“挖出”的右派达到了这个指标；有些部门甚至“超额完成”了。原因是：第一，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一些领导人的原则是“宁左勿右”，以此表现对党的忠诚；第二，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划右上有意地偏严些，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划右，免得给自己招祸。结果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愈划愈多，这超出了开始的估计。薄一波1993年发表回忆录说，1957年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全国有4000右派分子，到年底运动结束时全国右派分子人数达到55万。
新华社的情况也是一样。到1957年11月，运动基本结束，共揪出右派分子60多人。在此以后又陆续宣布右派名字，间隔时间较长，每次宣布一两个。据说这是因为已有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就有必要继续审查，继续揪。我不知道我是否属于这种“补充队伍”，但我确实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被批判的。
一天我正在工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到办公室来找我。他姓魏，是党支部指定专任“处理刘乃元问题”的。我没有见过他。他对我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整风期间的发言和写的文章。”他的态度很严厉，尽管尽力友好些，但毫无笑容，以致我怀疑这个人大概根本不会笑。“有些错误观点，并且有的很严重。你参加过不少批判右派的会，应该学了很多东西。我们要你写一份检查，看你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么样。如果认识得好，就可以宽大处理，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开会，不出大字报。几个月以前如果叫你写检查，你肯定不如现在写得好。现在形势对你非常有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我三天以后把检查交上去。
实话说，我一点也看不出形势对我怎样有利，也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我一言不发地旁听了不少反右批判会，现在轮到我批判自己，再不发言是不行了。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批判自己。
我走投无路了。七年前在革命大学被勒令批判自己，想起来仍旧不寒而栗。现在要批判我自己比那时更难，因为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努力想想自己做过哪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检查了自己解放前为共产党的敌人美国人做事的历史，尽量严厉地谴责自己一番。三天以后我把材料交给魏，但我知道毫无通过的希望。
果然，他读过材料之后又来找我，这次已经是满脸怒气。他把材料还给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检查，我看倒应该叫做自我表扬！
你辜负了领导的希望！我们原以为你应该学会认识自己的错误，这要决定你的前途的！”他提高了声音：“你在整风期间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因为你一贯坚持反党的政治立场。这一切你自己很清楚。现在要看你是坚持反动立场，还是缴械投降。好好想想，重写你的检查！”
这都在我意料之中。从在革大的经验，我还可以预料我第二次检查的反应。果然，第二份检查交上去的次日，部主任陈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部主任的态度比魏更加严厉。他叫我坐下，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张小办公桌前写东西，他就是陈，我写大字报为他辩护的那个右派分子。
“你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陈主任说：“你应该怎样做，老魏已经对你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正站在交叉路口，有两条道路由你选择。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自取灭亡。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说着他把我交上去的手稿掷还给我以示愤怒。他说：“我们不需要你写空话或者玩弄词句，我们只要求你老实下来。”然后他指着陈向我说：“拿陈作例子吧。
他的错误比你严重，但是他缴械投降了，因为他的态度老实。”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找我个别谈话了。“因为你的态度顽固，不适合个别谈，明天要开会帮助你。你必须出席，并且应当明白，这是进一步挽救你。”我走出去时听到他又说了一句：“老实下来，缴械投降，这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都像旧事重演。我又一次被说成不老实，又一次不知道怎样做才算老实，又一次据说是站在交叉路口，应该选择一条路，而又一次什么路也看不到，并且又一次得到极为善意而又慷慨，但绝对无法接受的帮助。有一件和上次不同的事是要我“缴械投降”，说实在的，如果我真地攻击了党，我就愿意投降；如果我真有武器，会立刻呈缴无误！
然而看来投降大概是可能的。部主任不是说陈投降了吗！陈太高明了！我多么希望能单独见到陈，请他给我讲讲投降怎么投，这样我也可以投降了。可惜右派分子是不许单独接触的。我需要懂得投降的方法，可没有人教给我！
十
第一次批判我的会由部主任陈主持，他宣布“这是帮助刘的辩论会。”“刘在整风期间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我们为了给他一次投降的机会，还没有给他戴右派帽子，如果他投降，就不戴帽子。一切都由他自己在这次会上的表现来决定。”接着他命我在会上读我最后修改重写的自我检查。
可以想见，我的检查只能引起大家愤怒的质问。一开始是质问，不是批判，因为部主任说过这是“辩论会”。他叫我用笔把问题一一记下然后答复。他说：“我们给他充分的时间去解释，以便尽量挽救他。”然而接着发生的却很不像辩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但我刚刚回答就被愤怒的听众打断。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在整风期间说你要‘吐吐苦水’？”我说，在调到新华社以前我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因此而苦恼。“你胡说！”提问的人喝道，“你是在吐你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的苦水，这才是你真正的苦水！”这时听众齐声喊：“叫他说！”
另一个问：“你过去是美国新闻社的记者，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撤走时你不跟他们走？”我回答，因为我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效力。听众中一个人说；“你说得多好听啊！你为美国人工作，挣高工资，你不跟他们走，把高工资都放弃了。这是因为你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吗？”我说是的。“果真如此吗？”提问者的口气充满了嘲讽。他问道：“你在新中国八年以后要吐苦水，你会拥护新中国吗？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你究竟为什么不跟着你的主子走而留在大陆？我们想知道实情。”听众喊：“叫他说实话！”
接着有人间：“刘说新中国不民主，说新中国没有法律，”（我插言说：“我没有这样说过。”）“刘说要把高级干部一律撤掉，换成资产阶级专家。”因此“刘想要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问题不要我回答）“刘污蔑青年一代，把他们比做蝈蝈葫芦，并且恶毒地叫嚣“救救孩子，”（我想要解释，被制止。）会继续开下去，提问逐渐变成批评，后来索兴变成对我的言论和文章的批判。我的话被断章取义，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加以批判，几个人做了冠冕堂皇的长篇发言来证明我的意见是反动的。
一个人说，刘说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说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和1949年以来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证明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备、最有效率的民主制度。下一位爱国者提出，“刘硬说中国没有法律”。接着极其耐心而详尽地列举了建国以来制定的各项格律，从《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缕述到《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婚姻法》，直到北京市颁布的交通法规，证明刘的谬论完全违背了事实。后来批判的矛头逐渐转到我来到新华社以前的表现。为达到火上浇油的目的，部主任插盲指出；“刘刚刚参加革命就恶毒地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比做动物。”（他显然看过我的档案，那里有革命大学时期对我十分不利的记录。）主任的揭发引起了大家对我更加愤怒的谴责，我的批判者一个比一个更为激动和理直气壮，也更加能够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有一个东北口音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指出刘口称自己爱国完全是欺骗。“如果你真地爱国，”他吼道，“你为什么一直为美国人工作，一直到他们被赶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你说你留在大陆是为国效力，完全是欺骗！”
于是批判集中在我做过美国记者，解放时留在大陆是为了什么，我从小就反对共产党，等等。一致的结论是：我趁整风之机向党恶毒进攻，妄图和社会上其它右派一道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重新统治中国！
部主任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同意这个结论，如果不同意便立刻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当然不能同意，于是部主任当场宣布，从此刻开始我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着就散会，大家走出去，我一言不发。等到乱哄哄的声音稍稍过去，人们听得到我说话时，我说了一句：“我保留解释的权利。”
我留在最后，两个女同志在我前面走出会场，我听到一个说了一句：“他很固执！”我不知道这是褒义还是贬义。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辩论的一方蛮不讲理，另一方不许发言，这是什么辩论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非倒楣不可了。
部主任散会时还说：“我们尽力帮助了刘，希望通过大家的帮助，他能认真考虑，缴械投降。”这种帮助倒是毫不陌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找到可以上缴的武器和向大家投降的方法。然而对我的“帮助”倒是愈来愈加强了。转眼之间办公楼的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逐篇看过去，愈看愈清楚：我完了。有一件事使我不解：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是“美国武装特务”。这是从何说起？直到20年后我才解开了这个谜。
几天以后又开我的会，这次的级别更高了：参加者有其它各部的干部和副社长，主持会是社党委委员。他每提到我都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字。
“右派分子刘比别的右派更顽固，”主持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听他胡说八道。今天只向他简单地提问，弄清他的态度。”下面是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解放时你为什么不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起逃走？”
“因为我要为新中国工作。”
“但是解放后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你认为共产党怎么样？”
“我认为共产党很好。”
“那你为什么向党进攻？”
“我没有向党进攻。我只是帮助党整风。”
“你不老实！”
“我是老实的。”
“你欺骗”
“我说的是实话。”
类似的提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几次都是提问者的怒吼，接着是我的沉默。不久，主持者起立宣布：“由于右派分子刘的态度恶劣，批判会已经对他不适用。我宣布现在会议改为斗争会！”斗争会和批判会不同之处，是斗争会不说理，只喊口号，还可以用暴力。
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疯人院里。我怒火上升，拒绝回答问题，只是不停地吸烟，任凭他们歇斯底里地向我吼叫，一概置之不理。忽然一个人举拳喊道：“不许右派分子抽烟！”
大家也同样喊起来。主持会的人说：“刘，不要吸烟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下定了决心。
“我可以上厕所吗？”我问。
“去吧！”主诗者停顿了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