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萌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
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人都是劳动教养。由此也可见唐被列为小集团之首，完全是因为他的民盟盟员身份。三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邓钧洪、苏辛涛两位副总编辑，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6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XX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泽东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xx和秘书长孟xx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xx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但同时也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
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9篇，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69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1-7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
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232-233页）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
在争论中，孟xx就加以曲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xx。原来，官xx也是身不由已，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x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了。周x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派官xx来。官xx的任务就是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x的要求。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xx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XX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xx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一方。”
多年之后，邓钩洪在《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文中说：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邓钩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x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也有一点含蓄的反映：
“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
难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梦，难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呢？因为周x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在座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
“今年3月，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自以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
他和那些主张改进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的柏原，都调回报社批斗，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开羽、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批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