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
随着运动的发展，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康生接着讲话。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天，继续“反右”。
在3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读者并不爱看。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
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彩烈，感到党组织在关怀和培养我，1958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后20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是55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敌人的行列？
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
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
回顾五零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连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20年，国家民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