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桃师校门前,才发现校门早已关了。我们自然也不敢高声叫门,只得绕到学校旁边翻爬院墙。我先爬上墙去,再把她拉上墙,我又跳下去,再把她抱下来,然后一同悄悄地进了我的反省室。好在这已是夜深,学校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不敢高声说话,只能无声地拥抱在一起,无声地流泪,把枕头都流湿了好大一片。我很奇怪,这时我竟全身颤抖起来,元南在我耳边小声问:“你是不是冷?”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过了很幸福很甜蜜的一夜。
这一夜没有人发现,我们也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早晨,她装做学生,混在一群到校门前的沅江里洗衣的女学生中出去了。
我自己后来也觉得好笑:一对正常的夫妻,却无端变成了一对野鸳鸯。从此,我反倒有些爱上我这间反省室了。
我在这间反省室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几乎没有人理我,大约他们只等上级的批复了。到这年12月,才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送我去劳动教养,把我送到二里岗红砖厂去。
啊,这个可恨而可爱的反省室啊,别了!
录鬼新簿写下这个题目之后,我有点犹豫,也有些伤感了。元代的钟嗣成写过一本《录鬼簿》,记的都是他戏曲界死去的故友。我也曾想记下我的一些先我而逝的难友,题名就是如此。
这些逝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至今还是十分鲜活的。或者说是十分生动的。三十多年来,遗忘这副人类解除痛苦的清凉剂,早已使许多记忆渐浙冲淡,模糊不清起来,而我曾经滴血的心也逐渐平复,是否要重新割开那些创口,让我的这颗伤痕累累的心重新剧痛,再一次滴血呢?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冤屈的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
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总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就是“瘦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办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因此,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写,我写出来怕也是平平淡淡的吧!而且,我们并不是被囚禁在敌人的狱中,谈不上狱中的斗争或劫狱越狱之类的故事。我们是含冤负屈在自己的狱中改造思想,这有什么值得一写呢,我为什么还要写他们记下他们呢?我发现这是出于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冲动,因为他们和我走过了同一段路,他们就在那一段路途中倒下了,长眠在德山之阿了。而我却通过了那一条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小径,在这个人间又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暑。我不记下他们,恐怕就没有人再记起他们了。
今天,1992年7月14日,离他们死去的时候,又过了32年,我却又记起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不是为了忘却,而是怕人忘却,怕人忘却那一场劫难,那一个恶梦。忘却会给子孙带来灾难,甚至会使悲剧重演的。
所以我仍然决定记下他们。
在我之前,已经有些人写过他们了,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一本《伤逝篇》,全是为死去的“同犯”写的挽诗,可惜这个人也先我而逝,不在人间了。而他那个《伤逝篇》的原稿(现在要说是遗稿了),却还珍藏在我的书桌屉子里。
这个人名叫文思,桃源沙坪人。他原是桃源一中的历史(或语文)教师,比我年长21岁。生于1910年十月初五,却和我“同犯”,一同当了右派,又一同送劳动教养,同到常德改进机械厂“改造”,和我相识时应是四十多岁。从年纪看,他应是我的师长,但他一直把我当知心朋友。我在桃源写作的时候,他曾搜集整理了一首长篇叙事的桃源民歌来找我提意见,于是交谈,于是成了知己。可惜那长篇叙事诗的诗稿后来不知怎么个下落,只记得诗题就是起兴的一句:(六月吹南风),全诗都是三句一节,五、五、七言格式。第一节是这样:
六月吹南风,
风吹荷花边。
荷花老来结莲蓬。
这后面就叙说故事了。桃源民间老人大约是会唱的,他也会吟唱,唱给我听过,可惜我全记不起来了。我还知道他珍藏着一本宋教仁手写的日记,我也见过,可能是原物,很珍贵的。后来又多次与他细谈,知道他学识十分渊博,特别是文史方面,我是自愧弗如的。那时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
《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搜集了资料,写了十五卷,没有完稿就陷入了冤狱。到了1962年4月,当他知道即将解除劳动教养的时候,他有一天和我谈到深夜,还希望能有写作的机会,把过去准备编写的一些著作完成。
记得那时我和他相约,出狱之后如不允许搞创作,那么我也可以和他合作搞这些学术性的著作。可惜后来不仅文字工作不能搞,而且我们都穷困潦倒,生计艰难,连会面的机会也很少了。
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都写得很好。尤善七言绝句及歌行古风。1961年除夕我妻元南来德山看我,他知道我们的感情很深,为赋长篇七言歌行一首,题曰(德山行)。我珍藏了很久,可惜到文革时期仍然失去了。
他出身富绅家庭,旧社会过了二三十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有才华也有风流韵事。他曾亲口告诉我,少年时在常德一客店与一少妇肖四姐邂逅,便一见钟情,至于同榻,后各自东西,无缘再见,解放后则更无消息,不知下落,不料出狱之后,别离三十年的情人又相见于常德街头,且赠诗一首。诗曰:
肖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两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偶一相逢,情牵三十载,也算一段佳话。
后来他同我一起出狱,他下放回沙坪,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灰棚里,断断续续写了一本七言诗,题曰《灰棚诗草》,收1962年至1978年间的诗作。1978年我去桃源,约他到县城相见,与同样当过右派分子的李元震、谭介球合影。其时四人均已改正结论,属于错划,并恢复了工作。我在合影下面戏题“出土文物四件”,大家开怀一笑,现文、李俱逝,只剩我和老谭了。
记得1962年夏,他住灰棚的时候,我曾冒着大雨步行六十余里去看望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赠他;穷途访旧友,巳成丧家犬,无门歌长铗,先生尚高卧,冒雨过水溪。
复作落汤鸡。
有臆说无衣。
笑问夜何其?
80年代,听说他到桃花源管理所工作,并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可能是想住在那个世外仙境吧。以后他来常德还和我见过一两次,再后来他照了一张仙髯飘飘的黑白像片寄我,求我题诗一首。我却把这事忘了。今年忽听人说,他已经长眠地下,我欠的这笔债无法偿还了。
他的《伤逝篇》和《灰棚诗草》,都是80年代寄我的。如今我拿出来把玩,想来也无法出版,只好在这里把他的《伤逝篇》抄录一些,一则为他做个纪念,保留几首诗:二则我要写《录鬼新簿》。就要叙说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还可用他的诗来作证,而他的诗也只有我适合为之作注。
他的第一首诗是写给一个姓蒋的临濤人的。这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很讲究穿着打扮,衣冠楚楚却又面目可憎,不识时务。到了劳改厂里,还是西装革履,一副博士派头。不料被派出修筑三渡水公路时,大约皮鞋不便,从悬崖上坠将下来跌死了。当时就由“同犯”埋在三渡水的溪畔,只盖了薄薄的一层砂土。不料夜间忽下大雨,溪水暴涨,竟把他的尸体冲走,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人大家本来有些厌恶,他遭了这样的不幸,却又有些为他叹息了,也许还是兔死狐悲吧,文思为作挽诗曰:
西装革履洋派头,何幸夜来雷阵瞄,失足悬崖万事体。
好随巨浪人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