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冲刷得更加鲜明。最近她仿佛变成一个铅球，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烦躁不安，甚至喘不过气来，逼迫我非写出来不可。倘写不出，好像无以报答地府的英灵，也无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她叫林昭，是我的大学同学。她长得身材适中，文雅庄重，有一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般闪亮的大眼睛。她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上发表清新活泼的散文和颇有才气的诗歌。
我记得当年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接连发表的两首欢迎诗歌，就出自她之手。她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秀，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但她才多身弱，性格倔强，曲高和寡，有点像林黛玉，同时她又姓“林”（其实她的真实姓名叫彭令昭），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她获得了褒贬参半的“林姑娘”（黛玉）的称号。因为我和她同级不同班，而我这个来自粤东北山区的放牛娃，在她这位喜欢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面前，未免有些自渐形秽之感；加上我又听见别人说她“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所以最先接触不多，交谈更少。到了三年级，我们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她是组长，我是组员，要商量写作问题，说话自然多了。她文思之敏捷，知识之广博，口才之犀利，以及善于思考，是我颇为钦佩的。
五七年“反右”运动在北大开始以后，像她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理所当然地最先“加冕”为右派分子。随着运动深入扩大，即使平庸如我者，只因直言多说了一些与潮流相悖的话，亦未能幸免。命运就这样把我们变成了“同路人”。
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程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每天除劳动、写检查和上课以外，几乎剥夺了开会、散步，乃至说话等一切自由，而且时时刻刻被监视着。
1958年7月某日，我们毕业分配的方案已经公布。我明白：
只有遥远的边疆，才是适合我去的地方，与其被迫，不如争取主动，报名到陌生的大西北去。但此去前途未卜．自然是凶多吉少，心中忐忑不安。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我到“摘帽”以后；但我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xx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
“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我没精打采坐在她对面。当我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
“你不吃，我可要吃。”她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我知道她自杀而被抢救过来，但我没有勇气去看她，此时也没有勇气追问关于她自杀的细节）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xx多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我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我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我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现在她却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我，我觉得她好像变得高大起来，像个哲学家静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天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决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傍晚时分，颐和回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
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盲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
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
不久，我被“分配”到大西北。林昭“罪行严重，态度十分恶劣”，本应送去“劳动察看”，但因病留下在北京做资料工作。
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竞成永诀！
196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一所中学农场劳动。
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铣在贫瘠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宽不到3平方米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黯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27斤“节约”到25斤，接着“节约”到22斤、20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6.666……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每顿供应3.333……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惟一一向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疼……我在“农场”虽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2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便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随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