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走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我们可以从景海峰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归纳出的5个亮点做进一步了解：“第一是在‘绪论’部分对宗教的本质做了探讨，提出限定和判别宗教形态的若干标准，第二是大胆肯定宗教的价值，力辩宗教不同于所谓的‘迷信’，廓清了长久以来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第三是在史料鉴别上比较用心，即‘本书所用材料都经过认真考证’，这对早期道教的研究来说，殊为不易。第四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于问题有所深化。第五是提出了一些对《太平经》的新看法，而与时论不同。”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6页。
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汤一介仍不时有单篇道教研究论文发表，其中以探讨老庄哲学和玄学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的《〈道德经〉导读》、《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以及《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等最具代表性。这些著作对道家和道教研究都起到了不同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一文中，汤一介提出的道家（教）发展三阶段论和道教的理论转向问题，被学术界普遍认为十分有创意。
这以后，汤一介一直为道教研究积极奔走，他与陈鼓应一起联手，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了国际道家（教）联合会，并亲自发起召开了两届规模庞大的国际道家（教）学术研讨会，合编“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吸引了一大批道教研究学者积极参加，这些无疑积极推动了当时国内道家（教）的研究。
而汤一介当年在北京大学指导的一批青年学者，也早已成为我国道教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今北京大学保持着我国道教研究之重镇地位，更是离不开汤一介为道教研究做出的贡献。
4、范畴研究法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在第五期刊登了汤一介撰写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此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1984年，经过补充整理，汤一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终于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后来，汤一介又对这篇文章加以补充完善，以《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为题收录在《儒道释与内在超越》一书中。
虽然汤一介一直反对称自己为哲学家，但从他撰写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与《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他的思考与追求，还是他不断的探索与开拓，都尽显出他哲学领域始终前进的步伐和一代哲学家的卓越风采。
其实在撰写《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的同时，汤一介即已开始了新的思考和开拓。因为他已经不满足于完成《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他认为，这些是史家的工作，仅仅是自己哲学研究道路上的过渡。而自己要走的是哲学研究的道路，因此还有更多要思考和研究的哲学问题，也更需勤奋和努力。
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中，汤一介尝试着用范畴研究的方法来重新描述中国哲学的面貌。“他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分成了3组20对，从存在的本源、存在的形式和人们对存在的认识等三个方面来勾画中国哲学的观念系统。……有关这个体系的内容，汤一介后来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中做了很多补充；在写《非有非无之间》一书中的‘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一节里又做了若干的修正。”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87页。
这种用范畴研究的方式，既清晰梳缕出的中国思想的“问题”，又归纳出这些中国思想思考的类别和观念之间的联系，描摹出思想接续的路径。
这是汤一介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范畴研究的方法重新描述中国哲学面貌的尝试，这一尝试无疑在哲学研究方式上有着明显的突破意义，而发起人汤一介更是对这项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汤一介则以宏观的角度和内在理路深刻阐释了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三大基本命题，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意。
由于在此篇文章中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精神内蕴的发掘，汤一介不仅进一步摆脱了教科书体系的羁绊，而且走出了过去几十年既成模式的束缚而回到哲学问题的本身。他意识到，哲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不同于西方，今日不同于古时。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是追求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而西方哲学则注重在建立一种论证真、善、美的价值的思想体系，前者可以说是追求一种“觉悟”，而后者则是对“知识”的探讨。由此汤一介指出：现在我们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中西哲学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我们需要用西方哲学作为参照来认识自我、丰富自我，但西方哲学同样也在交流中扩大了它自身的意义，所以中西哲学是相互补充、互为镜鉴的，而不要把目前的单边学习视为是“当然”之理。
对于汤一介的范畴研究法的积极意义，浙江大学陈俊民教授曾著有《既开风气也为师——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一文予以高度评价，因而在《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一书中，该书编者对陈俊民教授的《既开风气也为师——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文章作了如下精辟评论：
我们知道，范畴研究法曾经是汤先生在1980—1985年间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研究方法，对学术史有些了解的学者会赞同这种研究法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拜读陈俊民教授的大作《既开风气也为师——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后，轻薄如我辈者才明白在汤先生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后，为什么能震动当时的哲学视听，并引起小会大会的争鸣。原来当时汤先生倡导和力行范畴研究法，根本旨趣在于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桎梏对哲学思考的干扰，追求思想自由，并最终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的鸿鹄之志。陈教授以难得的第一手学术史资料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回顾了汤先生在倡导和推行范畴研究法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领军角色，并以“既开风气也为师”一语凸显了汤先生在当时学术进程中的地位。从陈教授列举的来自当时一些固守僵化立场的人士对范畴研究法的负面反应乃至施加的思想高压中，我们更可以看到，汤先生当时倡导和力行范畴研究法，不仅需要大勇，也需要大智。如果我们抽离当时具体的历史与思想境遇，以当今的所谓智慧嘲弄范畴研究法，那倒真是“轻薄为文哂夫休”了。质言之，不论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方法本身的价值与效用这一角度来看，范畴研究法都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讥笑也罢，嘲弄也罢，都“不废江河万古流”。编者前言：《如切如磋，砥砺相生》，《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页。
5 对当代儒学的反思
对于当代儒学，汤一介曾这样回忆：“在1983年前，我的兴趣完全是在研究佛教和道家思想、魏晋玄学的关系问题，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1983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杜维明在那里，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哈佛大学讲一门中国文化通史的课程，就是文理科学生都可以听的课，这门课基本是讲儒家思想。我从这儿开始接触儒家思想，我首先是看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书。……恰好这一年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由数千人参加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我提交的大会论文是《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在大会特设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上我就讲了这样一个思想，大家觉得很新鲜。因为我是从大陆过去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当时除了我之外，还有中国社科院汝信带着一个代表团参加会议，他们没有在会上发言。我是从哈佛大学去讲的。当时我们内地和台湾的关系还非常紧张，我讲完之后，台湾有一个学者就给我提出意见，他说，我听你的讲演里边没有一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1983年那个时候，国内政治环境还不太宽松，我们说话还是很小心，我知道他想将我的军，好像是说你的观点和内地的指导思想不一致。我跟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讲的，你说我讲的哪一条不是实事求是，把他顶回去了，大家一起给我鼓掌，所以，从那儿我才开始研究儒家。
这是1983年做的一件事，受到海外他们研究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他们在研究，我们也可以研究，我想我们的研究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我们应该走我们自己的路子。”
关于汤一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题目为《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演讲引起极大轰动的具体情况，后来台湾学者刘树先曾在《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一文中，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刘树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第89页。
与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接触后，汤一介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他认识到，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才能回应新儒家的挑战。
不久，杜维明来到北京大学讲学，之后又接连在国内几座大城市发表讲演，这些无疑为中国复兴儒学的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汤一介则是这次国内复兴儒学高潮的最为有力的接引者之一。
紧接着，汤一介又对儒学的当代发展、历史定位、特殊价值，一直到儒学的近代命运和未来前景等，都作出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同时汤一介又和萧萐父、庞朴等人共同发起、主持了对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的工作。
这些努力和付出，是汤一介对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新儒学研究工作的巨大贡献，而它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深远意义则更是不容置疑。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即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
“普遍和谐观念”是汤一介在1992年前后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推崇“和为贵”的宗旨，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4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汤一介认为，在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自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更尤为凸显重要。因此，人类面临的应是：和平与发展。人类发展的前景必须是“和平共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而“发展”就必然涉及对“自然”如何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即“人”和“自然”之间应建立一种和谐关系。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全球倡导“低碳”生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的形势下，汤一介提出的“普遍和谐观念”就更加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性。因此，汤一介主张的这一观念，不仅适时顺应了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对人类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成果。
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内在超越”，是西方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价值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激烈冲突引带出来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无形中确立了其具有超越性的一份优越感。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主流认为中国文化不具超越性。汤一介于1987年在香港第一届儒—耶对话会议提交了《论儒家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一文，开始探讨“内在超越”问题。
在这以后，汤一介又连续在他完成的有关儒家、老庄、玄学和禅宗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著作中，分别以中国各个时期思想家的学说为例指出，在中国除了儒家思想，实际上中国各哲学大家也都以“内在超越”为主旨讲内在性。而且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同化能力，除了“内在超越”的特性之外，本身也有“外在超越”的资源，再加上向西方学习，一定可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建立一个既包含“内在超越”又有比较多的“外在超越”可言的新哲学系统。